王阳明饶有兴趣地问：“怎么不易？”

谢志珊说：“我平生遇见世上的好汉，断不轻易放过；必多方勾致之，或纵之以酒，或帮他解救急难，等到相好后，再吐露身份，最后无不追随我。”

王阳明听了，感慨不已，命人将谢志珊带出，就地正法，又对跟他从军的学生说：“我儒一生求朋友之益，不也是这样么？”

王阳明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得很好，假设聚众造反也是本职工作的话，谢志珊做得也很好，两人正有许多共同之处，难怪王阳明对他产生惺惺相惜之意。可惜二人如同水火，势必不能相融，最后王阳明以水灭火，大概是天数。

当王阳明全力攻打谢志珊、蓝天凤时，为防广东的“贼首”池仲容、高仲仁夹击官军，王阳明以仁人之心，写了一封精彩的《告谕浰头巢贼》，广为散发，使尽人皆知。“告谕”首通报官军日前扫平詹师富等“贼众”的情况，“斩获功次七千六百有余，审知当时倡恶之贼不过四五十人，党恶之徒不过四千余众，其余多系一时被胁，不觉惨然兴哀”，并且表明，他不想杀死那些本可不杀之人，前提是不要负隅顽抗。

接着，王阳明备述“贼众”为“贼”的不智，同时为其开脱，承认他们有不得已的苦衷：“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怫然而怒。尔等岂可心恶其名而身蹈其实？又使有人焚尔室庐，劫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

接着，王阳明替他们指明生路：“若尔等肯如当初去从贼时，拚死出来，求要改行从善，我官府岂有必要杀汝之理？尔等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岂知我上人之心，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况于人命关天，若轻易杀之，冥冥之中，断有还报，殃祸及于子孙，何苦而必欲为此。我每为尔等思念及此，辄至于终夜不能安寝，亦无非欲为尔等寻一生路。惟是尔等冥顽不化，然后不得已而兴兵，此则非我杀之，乃天杀之也。今谓我全无杀尔之心，亦是诳尔；若谓我必欲杀尔，又非吾之本心。尔等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不得已也；吾于尔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恶迁善，号泣投诚，为父母者亦必哀悯而收之。何者？不忍杀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于尔等，亦正如此。”

考虑到有些人还抱有侥幸心理，以及对官府的猜疑心理，王阳明继续劝说：“闻尔等辛苦为贼，所得苦亦不多，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逸乐，放心纵意，游观城市之中，优游田野之内。岂如今日，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潜形遁迹，忧苦终身；卒之身灭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尔等好自思量，若能听吾言改行从善，吾即视尔为良民，抚尔如赤子，更不追咎尔等既往之罪……尔等若习性已成，难更改动，亦由尔等任意为之；吾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亲率大军围尔巢穴，一年不尽至于两年，两年不尽至于三年。尔之财力有限，吾之兵粮无穷，纵尔等皆为有翼之虎，谅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

最后，王阳明表明了愿意给“贼众”自新之路的诚意：“吾岂好杀尔等哉？尔等苦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无衣，饥无食，居无庐，耕无牛，父母死亡，妻子离散；吾欲使吾民避尔，则田业被尔等所侵夺，已无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贿尔，则家资为尔等所掳掠，已无可贿之财；就使尔等今为我谋，亦必须尽杀尔等而后可。吾今特遣人抚谕尔等，赐尔等牛酒银两布匹，与尔妻子，其余人多不能通及，各与晓谕一道。尔等好自为谋，吾言已无不尽，吾心已无不尽。如此而尔等不听，非我负尔，乃尔负我，我则可以无憾矣。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

王阳明的劝说，都针对“贼众”的心理而发，并不讲什么忠君爱国的大道理，只讲小道理，一切为“贼众”的身家性命考虑，而且软话中夹着硬话，硬话中软话，软硬兼施，直攻其心，除非反叛意志特别强烈的人，谁能不动心呢？

后来，当王阳明进军广东时，广东的农民起义军多数主动投降，瑶族暴动的首领金巢、卢珂等也率众投降，卢珂参加剿匪战斗，立了大功，还被王阳明保举为官。可见王阳明的“精神炸弹”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王阳明举兵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时，双方最后决战于鄱阳湖。当时叛军兵力甚强，且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火炮，使官军损失惨重，几乎抵敌不住。此时，王阳明又放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精神炸弹”——用竹木削成的“免死牌”，上书一行小字：“宸濠叛逆，罪不容诛；协从人等，有手持此板，弃暗投明者，既往不咎。”王阳明下令连夜将几十万块“免死牌”扔入鄱阳湖中，第二天天亮，叛军人手一块“免死牌”，再无死战决心，军心大变，战斗力大衰。朱宸濠见此，知道大势已去，不禁哀叹：“好个王守仁，以我家事，何劳费心如此！”

朱宸濠想学明成祖，抢侄儿的皇位，那是他的“家事”，可也是天下事，那些将士凭什么白白为他的“家事”送死？王阳明的攻心术，可谓正好点中了叛军的“软麻穴”，胜负也就此决定。

跟王阳明学绝学：王阳明屡获胜功，有人讥议他“多诈”，但“兵者诡道”，他既然带兵，不“诈”也不行了。假设他一直当一个学者，或者也可终生为赤诚君子吧！在胜负场上，只能变成“胜负师”，按胜负的规律去做，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人须在事上磨，才立得住

王阳明语录

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知行录》

语录精解

人必须在事上磨练，根基才稳固；才能静时心定，动时心也定。

有一次，一个学生向王阳明请教：“安静时还觉得心里的意思很好，刚一遇到事心态便不同了，怎么办？”

王阳明说：“这是因为只知道静养而不用克己的工夫啊！这样一遇到事，便要“跌倒”了。人必须在事上磨练，根基才稳固；才能静时心定，动时心也定。

王阳明一生的成就，大半出自涵养，小半出自学问。而他的涵养工夫，集中表现于“不动心”，即“心定”。因为心定，遇到任何事，他总是那么从容自信，处理问题总是那么头脑冷静。

普通人在智能、学问上不一定比那些大人物差，定心的工夫就差多了。工夫最差的人，平时没事时也定不下心来，非得想出一点事来，让自己担心、烦恼、生气、难过……种种杂念，将一颗心搅得像转轮上的小白鼠，难得片刻安宁；遇到事更不得了，心里马上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产生什么物质就难说了。最怕产生液化气、火药，一点就炸。

工夫高一点的人，平时尚能心态平和，遇到自己的熟悉的人、熟悉的事，心情适然，无忧无虑，一旦遇到不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事，心里头便跑起了马，尘土飞扬，蹄声嗒嗒。

工夫再高的人，善于过滤信息，将扰乱情绪的内容排开，以保持内心的镇定；或善于分析信息，从有利的一面看问题，自宽自解。但一旦遇到难以排解的问题，仍会积郁于心。

工夫再高的人，早就体验到凡事都有解决办法，遇事不慌不忙，“举步徐行静不哗”，总能冷静地分析问题，从不利条件中寻找有利条件以解决问题。工夫修到此等地步，一般够用了，但跟最高境界还差得很远。一旦意识到事情确实无法解决，仍难免感到沮丧、慌乱。

真正能够定心的人，往往对世界人生已经有通透的理解，活到“可生可死”的境界。一般人到不了也不需要到如此高的境界，但仍有必要多做工夫，尽量将自己提升到从容自信、遇事不慌不忙的地步。

如何提高定心工夫呢？做学问是一法，通过学习、思考，对许多内心充满疑虑的事渐渐领悟了，不再迷惑了，心便安定多了。古人说得好，“腹有诗书气自华”，通过读书，智慧提升了，自信增强了，应付大部分场合都不怯场，心不是安定多了吗？

但只是读书还不够。大文豪伏尔泰肚子里“诗书”够多了，却常跟妻子怄气，八十岁了还负气出走，冻死在外面。真正的工夫，正如王阳明所说，“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学问只能搭起一个花架子，钢筋铁骨还要从事上来。最胆小的士兵身经百战后，也会变成勇士；最没工夫的人，身经百事后，也会变得心如“定海神针”。所谓“百事”，即各种各样的事，多经历，多体验，每经一事，对心就是一次打磨，打磨越多，心越明亮。每天按部就班地做同样的事，那是远远不够的。

王阳明讲“知行合一”，历来强调做事，而且他从不把做事和做学问、做工夫分成两件事。有一次，一位下属官员因为常听王阳明讲学，为没有时间拜王阳明为师而感到遗憾，对人说：“此学甚好。只是薄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

王阳明听了，对他说：“我何尝教尔离了薄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薄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有的学生接受了王阳明“在事上磨”的观念，却对做事没有信心。有一次，一个学生说：“我这人只是不了事。”

王阳明说：“那是因为你不明了良知。”

学生听了，莫名其妙，却不敢再问。

王阳明又说：“所谓了事，也有不同。有了家事者，有了身事者，有了心事者。你所谓了事，大概是以前程事为念，虽说是了身上事，其实有置办家业的想法，这是想了家事。若是单了身事，言必信，行必果者，已是好男子。至于了心事者，果然难得。若知了心事，则身家之事一齐都了。若只在家事、身事上落脚，世事何曾有了时？”

一个人想办好家事、自身事，必然五心难定，只有先检索良知，安定自心，那么办任何事都无疑难、无畏怯，容易成功，岂不是什么事都一起办妥吗？由此看来，带着强烈的欲望做事，对定心的好处还不够大，如果以定心为目标去做事，或许是一条捷径。

还有的人，想做事却好像没有更多机会，只能每天做些重复性的工作，学问的进步、事业成长自然缓慢，也不利于“磨心”。

其实，王阳明所谓做事，不一定都要动手做事，动眼、动嘴、动脑，都无不可，你想做事随时都有机会。例如，王阳明教授弟子，经常找事给他们做。

对于初学者，王阳明往往让先入门的弟子教习，等“志定”后，才正式接见。王阳明在《教约》中规定，入门者每天早晨必做一项功课——当众实话实说：爱亲敬长的心是否真切？一应言行心术，有无欺妄非僻？很显然，这对学生的心灵是一个强烈的考验，在心里反省跟说出来，内心的体验大不一样。反省只是学，说出来便是行，真可谓“知行合一”。对于歌诗、习礼，王阳明都规定了具体的要求：歌诗不能躁急、荡嚣、馁嗫，目的是为了精神宣畅、心气和平；习礼时要澄心肃虑，以坚定德性。

等学生的入门工夫做好后，王阳明再亲自教授。每次临坐，先要焚香默坐多时，然后让学生讲述见解或提出问题，王阳明即时给予点拨。

王阳明的教学活动，都贯穿着“行”，贯穿着做事。他的方法很值得有意自磨其心者借鉴。例如：对着镜子，将内心的志向大声说出来，这便是“行”；不怕朋友、同事嘲笑、怀疑、嫉妒，将内心的志向告诉他们，更是“行”；大胆向你该道歉的人道歉，这也是“行”；大胆在公众场合发言，这也是“行”。总之，练心的方法很多，随时可以实行，怕什么就迎头上，练多了，心理素质自然提高了。

跟王阳明学绝学：最好的练心是积极解决生活、工作及人际关系上的难题。当一个个难题被你克服，你自然无所畏惧，此心焉得不定？

先讲“人性”，再求事功

王阳明语录

须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知行录》

语录精解

必须能够领悟人性，然后能够领悟事物的规律。

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心、性、理、良知等概念几乎可以互用。他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你只要明了自己的心性、良知，自然可以明白天理。明白了天理，自然可以明白事理，办事自然有成。

那么，心、性、理、良知既然同一，为何分成三个概念呢？因为三者毕竟还有微妙的区别，王阳明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

王阳明的观点很难理解，历代也有不少争议，他也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当“唯物主义”占主流时，他的学说往往被束之高阁。

但就在社会上追求事物来说，王阳明的学说其实有很多优势。世间事无非是人的事，你想把事情料理好，先要把心料理好——别人的心和你自己的心。你想把心料理好，必然从了解人性人情入手。人性人情带来事情的不断变化，成败都在人情事变中，你从源头处用功，了解人性人情，岂不是可以预知事情的变化吗？

王阳明说：“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芸芸终生，天下万象，都可归到两个原点：一个人情，一个事变。你想探寻他人的人情变化，只怕不能够，人情如潮，千变万化，怎能了解？你只能保持一心宁静，勿生妄念，使心像明镜一样，然后你才能观照他人的人情变化。

当然，做好“谨独”工夫，保持内心宁静，是一件很难的事，如何着手？不妨通过王阳明如何依人情办事，从中领悟如何做工夫。王阳明不仅是思想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门人弟子遍天下。而且他每到一地，都要开办学校，为教育事业做了很大的贡献。他在施教或为各地学校拟定教学宗旨时，完全依从“天理”，不让内心的“尘埃”干扰教学效果。他做到这一点，无非是保持心如明镜，尽其“人性”。

王阳明小时称得上好学，但并不喜欢苦学，而且举目所见，乐意苦学的孩子很少，那又何必要求学生苦学呢？所以，他提出了教学要求：“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绸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中国现在的老师们，应该把王阳明这段话反复背诵三遍，再抄写下来贴在书案上。许多老师惟一的本事就是“徒多”，教学时间多，作业多，补课多，他们以前读书时被老师逼得头昏脑胀，每天希望改革教育，现在当了老师，又去逼学生，真是忘了“良知”，不讲“人性”。

王阳明当学生时，喜欢有爱心的老师而讨厌冷漠的老师，而且他是成功人士，自然知道成功是怎么回事，主要靠的不是学问，于是他要求老师们：“视童蒙如己子，以启迪为家事，不但训饬其子弟，亦复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劳于诗礼章句之间，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庶不负有司作兴之意，与士民趋向之心，而凡教授于兹土者，亦永有光矣。”假设老师真的能视学生如己子，即使什么都没教，已经教了很多了！而有的老师全无爱心，稍不顺心，对学生张嘴就骂，动手就打，看似教了学生很多，其实让学生蒙受了终生损失。

王阳明是做学问有成的人，自然明白自己的学问是怎么一步步积累起来的，哪一步都勉强不来，所以他要求老师们尊重学生的心理规律和接受水平，不要拔苗助长。他说：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持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俗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王阳明此语，好像不是在责备当时的老师，而像是在嘲讽今天的老师。今天的老师最大的本事是把学生弄得进学校就像进监牢一样，非但“不肯入”，反倒视老师如仇敌，宁可去网吧等地“嬉游”也不肯读书。弄得学生厌学，不仅是教学的失败，也是老师难以弥补的过失啊！

跟王阳明学绝学：凡事都要讲规律，而有些规律确实可以自求己心。明了自己的人性以及人情变化，自可观知他人的人性人情，顺从人性人情，你就离成功不远了！

凭良心办事

王阳明语录

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所谓“忠恕违道不远”矣。《知行录》

语录精解

事情来了，只是尽我心里的良知来应对，那就是“忠恕违道不远”了！

王阳明认为，一生只需做一件事：致良知。他说：“事上磨炼，一日之内不管有事无事，只一意培养本原。”无事时守着良知，如同有事一样；有事时也守着良知，如同无事一样。但是，凭良知做事，不一定都能做好，“乃有处得善与未善”，为什么呢？“又或事来得多，须要次第与处，每因才力不足，辄为所困，虽极力扶起，而精神已觉衰弱”。人或因才力有限，或精力不济，不可能事事都能办好。

怎么办呢？你只要“尽吾心之良知”办事，自可问心无愧，外界的毁誉，可以不因太放在心上。他说：“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不能实致其良知耳。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未善者却恐正是牵于毁誉得丧，自贼其良知者也。”所谓事情办得好与不好，那是以外界的毁誉得失为标准；内心的烦恼、压力又因毁誉得失而来，不利于守护良知。你若尽良知办事，那么平时所说的好未必是好，不好未必是不好。关键在于你要自己心中有数，不能全凭别人说好道歹而摇动心旌，也不能因一时得失而动摇信念。

王阳明的“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如同俗话所谓“按良心办事”。这是一项很高的工夫，说来简单，做来不易。为什么呢？讲良心的人遇到不讲良心的人，一般会吃亏。好比讲卫生的人遇到不讲卫生的人，谁会弄脏谁的衣服呢？答案不言自明。那么，讲卫生的人是否应该因为别人不讲卫生而放弃讲卫生的习惯呢？答案是否定的。你讲卫生，虽然偶尔会被弄脏，终究是个干净人，到了干净的环境，你也不觉得寒碜；反过来，不讲卫生的人，常弄脏别人，自己并没有因此变得干净，到哪儿都会惹会厌憎。那么到头来，真正吃亏的是谁呢？

王阳明的“致良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讲究的是“心灵卫生”。身上不卫生还好办，大不了皮肤痒痒，搔几下就止住了；洗个澡就舒服了。心灵不卫生比较难办，其痒难搔，经常折磨得人彻夜难眠；想洗也不容易，还是得做“致良知”的工夫。

王阳明依从良知办事，许多事办得很好，也有不如意处；从自身得失来说，收获了很多，也有吃亏上当的时候。他是如何在毁誉得失面前保持良知的呢？

王阳明平定了山贼，建了大功一件，外界对他的好评如潮。王阳明却对学生说：“我刚登堂理事时，凡有所赏罚，不敢丝毫大意和率性，生怕我做的跟平时给你们讲的不一样。处理完后，仍心有不安，跟你们在一起时，还想着赏罚是否公正，想着如何改过。直到登堂时的心情与跟你们在一起时一样自然，不用加减，这才心安理得。”他的话，表明他心里自有明镜一面，他的评价标准是自己的良知而不是他人的评价。

王阳明指挥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仗打得很漂亮，他惟一遗憾的是杀人太多，“斩擒贼党三千余级，溺水死者约三万”，当胜利消息传来，他面无喜色，平静地说：“此信可靠，但死伤太众。”

为了避免进一步杀戮，尽快平息事态，使当地民众恢复正常的生活，他将跟宁王交贿的大小臣僚的各类证据都一把火烧掉了。

但是，他想将浑水澄清，有人却想将水搅混。明武宗接到宁王谋反的报告后，很想建立军功，于是自封“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跟宠将江彬、许泰，宦官张忠、张永等拟定了计划，决定御驾亲征。但是，当大军刚到良乡时，捷报传来：宁王叛乱已经平定。

明武宗听了，非但不高兴，反倒很丧气，觉得好好的一个计划，被王阳明破坏了。在身边的“马屁精”撺缀下，他竟然生出奇想：派人通知王阳明，将朱宸濠放掉，让他来御驾亲征。同时率领大军，继续向江西进发。

王阳明接此通知，又好气又好笑，但这确实不是可以笑的事，朱宸濠的党羽尚多，一旦将他释放出去，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谁都不知道；何况兵凶战危，打仗不比唱戏，开战就要死人，岂能视人命如儿戏？于是，他一面上奏进谏，吓唬明武宗：宁王早就料到陛下将御驾亲征，已沿途派遣刺客，图谋行刺，请陛下为江山社稷为重，不要继续南下。

与此同时，王阳明下令押解宁王及一众伪官，兼程前进，赶去向明武宗献俘。

王阳明还尽量劝说明武宗宠信的张永说：“江西百姓久遭宸濠的毒害，又经历一场这么大的祸乱，加上遇到罕见的旱灾，生活十分困苦；为了供奉勤王军的军饷，更是雪上加霜。若有大军再度入境，哪有供奉的力量？必然逃窜山谷，聚众为乱。一旦地方糜烂，形成土崩之势。再想兴兵定乱就难了。”

张永颇有良知，默然良久，叹道：“我此次前来，是为了保护皇上，不是为了争功。皇上身边宵小环顾，进言很难，倘若顺着皇的意思，或可挽回一些；若逆意而行，只会给宵小留下攻击的把柄，无补于天下之大计。”

王阳明看出张永的诚意，于是将朱宸濠交给他，然后静观其变。

明武宗执意要放朱宸濠，再打一仗，于是派一个锦衣卫官员来找王阳明追取宸濠。王阳明不肯出迎，部下怕他惹麻烦，苦苦相劝。王阳明正色道：“儿子对于父母的乱命，如果可以说话就要涕泣相劝。我不能做阿谀之人。”部下又问打发锦衣卫多少酬劳，王阳明说：“只给五两银子。”锦衣卫一看钱这么少，好像打发叫化子似的，心里发怒，拒不接受。次日，锦衣卫辞行，王阳明却又拉着他的手，热情地说：“我曾被关锦衣卫的监狱很久，从未见像您这样轻财重义的。昨天的薄礼只是聊表心意，您不要，令我很惶愧。我别无长处，只会作文。他日当撰文记述此事，让大家知道锦衣卫还有像您这样的义士。”那个锦衣卫被弄得哭笑不得，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王阳明所做的工作，使新的平叛战争终于没有打起来，而明武宗对王阳明也无好感，不想封其功，反倒想治其过。

大学士杨廷和忌恨王阳明的功劳，趁机顺着明武宗，想构陷王阳明。宦官张忠也进谗说：“王守仁在杭州，竟敢不来南京，陛下试召之，必不来，他眼中就根本没有皇帝。”只有张永敬佩王阳明的为人，在明武宗面前尽述王阳明的忠诚，终使明武宗不忍对王阳明下手。

此时王阳明的处境很微妙，他立有大功，可能受重赏；他惹得皇上和宠臣们不高兴，也可能有大祸，他并不以一身得失为念，只是由着良知去做。张忠、许泰以清查宁王余党的名义，领大兵进驻南昌，弄得鸡飞狗跳，王阳明为免百姓受到骚扰，让城区百姓出城避难，只留下老年人看门。又亲自劳军，安抚北军，以感化他们，保持纪律。

对张忠和许泰，王阳明当然知道，如果卑躬与之结交，对前途大有好处；得罪了他们，则可能有隐祸。王阳明不管这些，每次召开会议，必定居中而坐，从不谦让。张忠、许泰心中不快，有意让王阳明出丑，他们以为王阳明只是文人，不懂武艺，于是在校场上，要求他表演射箭。王阳明不慌不忙，三箭全中，赢得了北军的阵阵喝彩。张忠、许泰见此计不成，心里更是不快。

大军在江西搅扰一番后，因确实无仗可打，明武宗只好下令班师回朝。张忠等人尚不罢休，开始积极诋毁王阳明，给他总结与宁王朱宸濠勾结的多条罪状，企图将他功臣变成罪臣。王阳明知道他们的小动作，却一笑置之。他们无非怕他凭功劳争夺权势，可他又何尝想争夺权势？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倒是想立即辞官，退归田园，奉养老父。

后来，明武宗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封赏王阳明。王阳明淡然受之，仍是一心清净。

跟王阳明学绝学：按政治家的标准，王阳明在处理官场关系，确实不够精明，甚至还很“嫩”，明明对自己有好处的事，他认为不该做便坚决不做；明明可能惹麻烦的事，他认为该做还是坚决去做。这便是“按良心办事”，不一定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事，却可以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做事业的慢工夫

王阳明语录

天下之事，其得之不难，则其失之必易；其积之不久，则其发之必不宏。《知行录》

语录精解

天下的事情，如果得到不难，那么失去一定很容易；如果积累不久，那么成就一定不会宏大。

做事情要快工夫，讲求效率；做事业要慢工夫，打牢基础。许多年轻人初入官场就受到重用，爬到令人羡慕的位置，那并不稳当，因为你打磨太少，根基不壮，不知什么时候就绊倒在一块石头上，几年都翻不了身；许多年轻人初入商场就赚大钱，一切做得顺风顺水，那也不稳当，因为你历练太少，根本不懂真正的商道，不知什么时候就栽倒在陷阱里。

王阳明认为，“天下之事，其得之不难，则其失之必易；其积之不久，则其发之必不宏”。人世的竞争激烈，什么好东西都有一大群人争抢，大家比德行、比学问、比技能、比谋略、比手段、比人脉，没有什么是你容易得到的。如果你轻松得到了，那只是“捡了一个漏”，你若以为真的是凭本事争来的，失败已为期不远。你若真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首先要克服畏难情绪，打消急于求成的念头，准备跟看得见、看不见的对手们打“持久战”；世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比的是实力，靠的是资源，无论学问、技能、品格、人脉等，都需要长期积累。积累不丰，靠长矛、土枪跟人家的飞机、大炮较量，能打出多大的世界？

王阳明少怀大志，但并不急于求成。他做学问，做的都是慢工夫，重视知识积累，遍读儒、道、佛各家经典，又亲身修证、实践，以检验学问的真伪，探寻其精髓，如此三四十年，终于融会贯通，终有大成。

王阳明做官，起初只是在工部实习，但他不急不躁，安心干好本职工作，积极思考国家大事，满怀热情地向皇进呈方略，凭功劳和资历，稳步升迁。后来遭贬谪，担任龙场驿丞，相当于一个乡招待所长，跟撤职相当。但他仍不急不躁，每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既不四处钻营，也不自暴自弃。终于熬到出头之日，已经年过不惑，但他的思想已经成熟了，本领已经练好了，为政、治军，做什么事都得心应手。

王阳明做人，做的也是慢工夫，靠慢慢积累人脉。按一般人的观点，他不太会做人，既不会吹牛拍马，更不会花钱“跑官”，吃吃喝喝还要看心情。他只是诚心正意，将自己的“良知”一点点展示出来，将自己的人格魅力一点点发散出来，如此多年，终于朋友故旧、门人弟子遍天下。

从王阳明一生的经历看，他的所有成就，靠的都是扎扎实实的真工夫，没有一分侥幸，奇怪的是，他做的是慢工夫，短期来看，各方面的进步都很慢，可是，由于他没有走弯路，也没有耽误工夫，长期来看，事业成长又相当快，五旬左右，为学、为人、为官、为军几方面都达到了无数人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当真是“以慢制快”、“以拙胜巧”。

老子说：“大器晚成。”大凡成大器者，往往舍得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在基础工作，做慢工夫。日本人喜欢王阳明的很多，大企业家坪内寿夫即是其一。坪内寿夫对快速成长的事业不感兴趣，也不信任，他的经营原则是：不经营赚钱太多、太容易的事业。

坪内寿夫以前曾经营“主妇之家”，非常赚钱，但几年后，他却突然将“主妇之家”关掉了。后来经营弹子房、保龄球馆，赚钱也很快，他都关掉了。一般人是因为赚不到钱才关门大吉，坪内寿夫停掉好端端的生意，不免让人费解。坪内寿夫解释说：“就是因为太赚钱，所以我决定关掉。这种财富快速滚入的事业是不会太长久的。”他还说：“企业是用来赚钱的，但赚太多的钱容易给人一个错觉，让你误认为这种企业永远都不会毁灭。”他认为，应当在顺利时想到将来的发展，时时保持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才会不断进步。他还认为，从制度、人才、经营策略等各方面打实基础，提升竞争力，才是事业成功的真正保障。

一般人听了坪内寿夫的话，也许会嗤之以鼻，但他按自己的理念，救活了一家家濒临倒闭的大企业，并创建了著名的来岛集团公司，且多年来长盛不衰，谁又有资格笑他呢？

坪内寿夫领导来岛集团，对部下的要求是：不要求你成为最赚钱的部门，但不容许丝毫松懈。每月的干部会议，都要求各部门业绩较上月进步0.1%。

真正的竞争力来自于人才的素质，在这方面，坪内寿夫可谓不遗余力。他从不吝惜教育费用，例如，他接收佐世保重工以后不长的时间内，进行过五次全体人员的研习训练，最多一次的研习费用高达5．l亿日元。

在用人上，坪内寿夫主张“少数精锐”，“一人三用”是来岛集团的特色。他认为，一个人的工作潜力是很大的，完全可以胜任几种不同的工作。所以他要求每位员工至少具有三种工作能力。经过训练，有的员工可以负责四、五种甚至十几种工作。来岛集团的一名普通员工，其能力往往不亚于其他一家大公司的中层主管。

坪内寿夫本人更是身先士卒，他身边的人也是如此。例如，为了节省费用，他没有用专车和专职司机，他的座车是从出租车公司租用的，平时，这辆车以正常营业为主。上班时间，司机送坪内到办公室，然后离去拉客，午饭后在酒吧负责接待，下班时再开车到办公室接坪内寿夫。也就是说，他身兼社长司机、出租车司机和酒吧接待三职，典型的“一人三用”。

从赚钱的角度来看，坪内寿夫先致力于基础工作，好像很慢；但他在公司制度、人员素质等各方面打好了基础，他的公司具有远超同行公司的竞争力，所以，无论市场景气还是不景气，他的公司都赚钱，永无倒闭之忧。他做的虽是慢工夫，但从结果来看，一点都不慢啊！

跟王阳明学绝学：现在有一种流行观念：快鱼吃慢鱼。所以，许多人急急忙忙发财、出名、升迁。但自然界的情形，却是“强鱼吃弱鱼”。鲸鱼没有银鱼游得快，但鲸鱼总是吃银鱼；狮子没有羚羊跑得快，但狮子总是吃羚羊。王阳明提倡的得之难、积之久，讲述的其实是一个简单道理：做快不如做强。

做事不如省事

王阳明语录

古人谓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凡今作事，贵在谋始。《批江西布政司设县呈》

语录精解

古人说减省吏员不如减省官员，减省官员不如减省事务。现在做任何事，都要从计划开始。

蠢人知道怎样躲掉该做的事；

聪明人知道怎样做好该做的事；

智者知道怎样不做可以不做的事。

真正的效率来自于省事。王阳明从来不是一个懒人，凡必行之事，他往往事必躬亲，不厌细务。例如，他重视教化工作，并且有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每到一地，都热衷于建学校，兴礼乐，亲自规定教师队员选拔以及教学要求，亲自为当地人议定婚丧嫁娶等礼仪，他规定：居丧不得用鼓乐、做佛事，以免将资财用于无用之地；有病求医，不要听信邪术、专事巫祷；嫁娶不得讲究财礼，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不得以送节等为名奢侈相尚，等等。他的努力，往往对当地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有的事，他能省则省，可以不做的便置之不理。例如为了改变庐陵“健讼”的风气，他甚至关起门来，借故不受理官司。

有一次，一对父子兴讼，相互指控。王阳明给他们讲了一些话，结果父子二人抱头痛哭，马上撤消官司，表示回去要好好过日子。一个弟子见了，好奇地问王阳明给他们讲了什么。王阳明说：“我告诉他们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儿子，而瞽叟（舜的父亲）是世间大慈的父亲。”弟子听了，大吃一惊：史书记载，舜孝事父亲，从无违背，而瞽叟毫无慈爱，虐待儿子，老师为何反过来说？王阳明笑着解释：“舜常自以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叟常自以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叟总认为‘舜是我辛苦养大的，为何不取悦我’，不知自己的心已被后妻改变，还自以为慈爱，所以不能慈爱；而舜总认为‘父亲在我孩提时如何爱我，今日不爱我，只因我不能尽孝’，每天反省自己的不足，所以能孝顺。”王阳明的话不知有无道理，但他劝和了反目的父子，省事的目的是达到了。

无独有偶，明朝的松江知府赵豫也像王阳明一样，喜欢省事，每逢有人来打官司，他总是慢条斯理地说：“各位先消消怨气，明日再来。”

人们起初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给他起了个外号“明日再来”，有人还编了一套“松江知府明日来”的“顺口溜”。后来，赵豫的家人听到了“顺口溜”，劝他说：“你是知府，审理官司是你的本分，你为何不抓紧办理，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呢？”

赵豫说：“很多人来打官司，只是因为一时激愤，头脑发热，此时审理，很难把事情办好。我让他们明日再来，他们经过冷静思考，或经别人规劝，气消了，官司也就不用打了。如果真的打起官司，怨气只会越打越深，事情也就越来越糟。这就是明日再来的好处啊！”

赵豫的话，或许道出了“省事”的准则：真心实意把事情办好，而不是为了偷懒。

不过，对做官的人而言，“找事”可能增加虚假的业绩，“省事”却可能留下不好的名声，若无大公无私之心，“省事”也不容易。明朝吏部尚书孙丕扬曾告诫向他求取官经的年轻人说：“做官无大难事，只莫作怪！”如果不能启动智能、品德而省事，至少不要为了贪功，没事找事。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当真是治政的金科玉律。如果办事人员超过需要，必然出现两种情况：要么人浮于事，要么没事找事。人浮于事出现于“吃大锅饭”的制度，反正干好干坏一个样，何必拼命苦干呢？悠哉游哉，混一天算一天。起初或有一二积极肯干的，非但无功，反倒会被同僚投以白眼，久之便如衣服投入染缸，变成了一路货色。没事找事出现于以业绩定奖惩的制度，大家都想立功，却又没有那么多事情可做，只好花样翻新，使简单问题复杂化，平空生出许多事来，如此大家都有功劳，都有饭吃。

人浮于事只是使原有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没事找事却会制造许多意想不到的新问题，造成无穷的矛盾和资源浪费。所以，相对来说，没事找事还不如人浮于事。

假如官员超过实际需要，情况就更严重了，他们没事找事的水平非同一般，造成的破坏力会更大。

例如，王阳明已经擒获宁王朱宸濠，明武宗却要求王阳明把朱宸濠放掉，再打一遍。表面看此事不可思议，不是“脑残”人士，谁能想出这样的歪主意。但是，如果清楚了当时官场的情况，闹出这种笑话其实并不奇怪。明朝有军功、恩赐、贡举、科考几大制造官员的途径，官多职位少，官员成了一项“过剩资源”，远远超过需要。因此，官场有大量无所事事的官员，得不到官位的后补官员更多。当时的官吏到底有多少呢？据史料记载，正德年间，有亲王30，郡王215，将军、中尉2700，文官20400，武官10万，卫所772，旗军89万6千，廪膳生员35800，吏员55000。当时国家夏秋税粮的总数是2668万石，几乎不够支付一半禄俸。大家急于求官、求赏，为了立功受赏，哪怕打上十年八年也无妨，何况是多此一战？王阳明不等别人动手便一战成功，难怪会落大家的埋怨。还有南方的“山贼”，前后闹了数十年，别人都平不了，只怕不是本领不济，而是“养寇自重”的心理作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贼”正是官员们的“衣食父母”，他们怎么会真正平掉“反贼”而让自己“衣食无着”呢？王阳明不考虑衣食，只考虑国计民生，动了真格的，“反贼”就招架不住了！

跟王阳明学绝学：天下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没事找事，无端制造问题，那就永无解决之日。而要杜绝问题的滋生，当从“省吏”、“省官”开始。当官吏们忙于本职工作，不得空闲，所想的就不是“找事”而是“省事”，这一“省”，不仅效率提高，也省掉了无数争斗、内哄，省掉了无数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功莫大焉！

务从简实，节用省费

王阳明语录

罢冗员之俸，损不急之赏，止无名之征，节用省费。《旱灾疏》

语录精解

罢除冗员的俸禄，减少不急的赏赐，制止不合理的征收，控制开支，节省费用。

一件事情是否成功，不仅要看目的是否达到，还要看达到目的成本是否合理。“大炮打蚊子”，打中了或打不中，都不算成功，因为成本太高。

王阳明并不是出身于穷家小户，但早年有过一段被贬谪的日子，穷居僻壤，缺衣少食，虽然吃了点苦，倒是学了一样好处：懂得节约。

当然，也因为他按良知办事，真心实意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谋划，不仅追求短期功效，也谋求可持续发展。

王阳谋办事，大账、小账一起算，而且非常注意从制度上着手，精简费用。例如，当时公文呈送频繁，送一份公文，人马、食宿的开销，不是小数，省一份就省不少钱，于是，他对下属发了一通《裁革文移》的通知，要求减少不必要的公文：“近来官府文移日烦，如造册依准等项，果系徒劳徒费，虚文无补，本院欲革此弊久矣，因军务纷剧，未及举行……自今事关本院，除例该奏报及仓库钱粮、金帛、赃罚、纸价、预备稻谷等项，仍于每岁终开项共造手册一本，送院查考外，其余一应不大紧要文册，及依准等项，通行裁革，务从简实，以省劳费。凡我有官皆要诚心实意，一洗从前靡文粉饰之弊，各竭为德为民之心，共图正大光明之治，通备行各该衙门查照施行。”

王阳明虽然主管军务，对财务问题也十分关心，他的公文中，往往详列有关数据，可见他对账务十分清楚。例如，当南丹卫和凤化县申请修造城墙等公用设施时，他的批文中将费用问题谈得清清楚楚：“其筑立城垣，起造公廨等项，料价工食，一应合用银两，既经该道守巡官公同计议停当。南丹卫该银三千六百四十五两，凤化县该银三千一百七十六两，其食米南丹卫一万石，凤化县八千石，每石价银三钱，共该银五千四百两。见今各处仓廒，贮有粮米，尚够支给。候缺米之日，照数给价；先各量支一半，收贮听用，南丹卫一千五百两，凤化县一千二百两，准议于南宁府库贮军饷银内支给。”

他还要求，所用银两，要“照数登记，务在实用，不得花费分毫，工完之日，开数缴报”，对工程质量，他也提出了明确要求，“该道守巡官仍要不时亲诣调度督促，工程务在精致坚牢，永久无坏”。

王阳明知道，靠他在一个地方搞节约是不行的，必须从上到下，全体节约，才可能度过百姓贫苦、国家财政枯竭的危机，因此他向皇帝上了一道《旱灾疏》：“……江西之民亦已废耕耘之业，事征战之苦；况军旅干啬旱，一时并作，虽富室大户不免饥馑，下户小民得无转死沟壑，流散四方乎？设或饥寒所迫，征输所苦，人自为乱，将若之何？如蒙乞敕该部，暂将江西正德十四年分税粮通行优免，以救残伤之民，以防变乱之阶。伏望皇上罢冗员之俸，损不急之赏，止无名之征，节用省费，以足军国之需，天下幸甚。”

可惜，皇帝并没有他那么远的政治眼光和经济眼光，对他的疏文置之不理。但王阳明在自身权限范围内办的事，往往能达到“节用省费”的效果。王阳明平定思恩、八寨、断藤峡的“反贼”后，大学士霍韬在给皇帝的上疏中，给王阳明算了一笔帐：在这场战役中，他为朝廷省了数十万人力、银米。上疏中详列王阳明的前任，调三省兵若干万，梧州军门支出军费若干万，从广东布政司支用银米若干万，杀死、瘟疫死官军、土兵若干万，效果呢？不过赢得了田州五十日安宁，思恩便发生了反叛。而阳明不费斗米、不折一卒，平定了思田，还拔除了八寨、断藤峡两个积年老巢。

王阳明是怎么做到的呢？对思田，他采用的是招抚之策，不战屈人。对八寨、断藤峡，他只出动了不多兵马，以奇袭之策，迅速获胜。

断藤峡夹浔江、府江，两岸高山耸立、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地的土人善使长弓劲弩，箭头上淬毒药，中箭立亡。明天顺年间，都御使韩雍率二十万大军，好不容易杀进断藤峡，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可刚撤兵不久，土人气势再盛，竟然攻陷浔州。王阳明为了节用省费，不肯用大军，仅调集数千人马，先平思田，然后示形于敌，假装不想再进攻的样子，开始兴办学校，遣散军队，暗中却调集军队，进至出击地段，隐蔽待命。当获悉“反贼”松懈时，便兵分数路，悄悄进山，实施突击。“反贼”猝不及防，四散而逃。官军趁机清剿，扫平了“反贼”盘踞的各个山洞，至此，“断藤之贼略尽”。

八寨比断藤峡更不好打，此地的“山贼”盘踞了一百多年，根基很深。王阳明为了达成战术的突然性，未及请示朝廷，遣军数千，夜间偷袭，一举突破石门天险。“山贼”损失巨大，被迫逃到深山险地。官军组织敢死队，再度实施夜袭，接连攻破“山贼”盘踞的各个山寨，斩获三千多人。“山贼”元气大伤，此后七八年，再无敢聚众生事的现象。

跟王阳明学绝学：历史上打胜仗的将军很多，但热衷于财务，善于节省费用的将军却很少。王阳明不是将军，也算不上政客，更不是商人，却是一个真正会办事的人。世界上的事，归根结底要以经济为基础；世上的难题，多出于经济问题，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便可化难为易，于简实处求取全功。

办大事的三大要点

王阳明语录

凡举大事，必顺其情而使之，因其势而导之，乘其机而动之，及其时而兴之，是以为之但见其易，而成之不见其难，此天下之民所以阴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知行录·绥柔流贼》

语录精解

凡举办大事，必须顺应人情而使用它，借助形势而引导它，抓住时机而利用它，因此做事时看上去很容易，成功了也不觉得很难，这样办事，天下百姓在无形中受到他的庇护，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功劳在什么地方。

王阳明早年好道，深悉道家“无为”思想，办事也颇有道家顺其自然的风格，无非顺应人情、时势的流动规律，因势而利导，“无为而无不为”。凡事如果违逆人情、时势，依靠强大的动力，勉强去做，有时也能成功，但费力大而收获小。好比水流低处，是一般规律，一定要让它流到山顶上去，能不能办到呢？想办就能办到，但难度太大，办到了可能得不偿失。

王阳明不喜欢办难事，更愿意“为之但见其易，而成之不见其难”，他的这一观点，跟老子的“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有神合之处。懂道理不难，难的是“知行合一”，王阳明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不仅知道应该把难事办得容易，而且确能办到。当他去南赣平“山贼”时，一开始并不是调集大军，临阵交锋，而是做一些基础性工作，他首先理顺指挥系统，使军政合一，以达到如臂指使的效果；同时巩固城池、加强武备，以确保后方稳固；选拔向导，选练民兵，以充实力量；组织大户，发动群众，在充实自己的同时孤立敌人；开垦边地，屯田足食，以确保后勤供给；赈济灾荒，安排就业，以断绝“匪源”；广布眼线，建立情报系统，以掌握敌情；对敌宣传，以瓦解敌人的斗志。

王阳明做的这些事，有的跟作战直接相关，有的好像跟作战无关，做起来虽然烦琐，但并不太难。当他把这些不太难的事一一做好，接下来的作战，如同“杀鸡用牛刀”，变得容易了，以前凶悍难缠的“山贼”不堪一击，很快便一一瓦解。在战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也不多，因为英雄遇到逃兵的时候，不太需要做英雄。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王阳明是会者，做起来不难，以至后来许多人认为，“山贼”原本易平，王阳明只是捡了一个便宜。但是，假设“山贼”易平，为何“山贼”为乱数十年，却没有别人能平呢？

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好像也很容易，前后不过40多天，朝廷刚做好征讨的准备，数万叛军已经土崩瓦解。以至权奸张忠等人认为：捉拿朱宸濠，有一知县即可，王阳明的功劳没有那么大，他的捷报过于夸大。

但王阳明做起来容易，并不是事情本身容易，而是他难事易做，懂得“顺其情而使之，因其势而导之，乘其机而动之”。当时附从宁王反叛的官民虽然很多，但真心反叛的人很少，大部分是“骑墙派”，有利则进，无利则疑，见危则逃。于是王阳明“顺其势”，广发真、假消息，使附逆之人明白，跟着宁王反叛，前途渺茫，有害无利；同时鼓励投诚，给予出路。这一招，把叛军的人心士气弄散了。当时朱宸濠一方有精兵六万，军势极强；而王阳明这方有兵八万，却是乌合之众，有的是过去投诚的“山贼”，有的是从各县抽调来的地方军，这儿二三百，那儿四五百，加起来人数虽多，一时之间难以协调指挥，很难做到齐心并力，军势弱于叛军。于是，王阳明“因其势”，先避其锋芒，不跟叛军主力决战，却从叛军薄弱处下手，专拣软柿子捏，用石头砸鸡蛋。当时朱宸濠率主力渡过长江，进攻安庆，企图趁势北伐，直捣京城。而他的老巢南昌兵力空虚，正是一个攻打的好机会。于是王阳明“乘其机”，率大军直逼南昌，没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朱宸濠失去了后方基地，补充兵员、粮饷就很不容易了，况且遭此重大损失，部下士气更加衰竭，打主意当逃兵者更多了，接下来，朱宸濠败局已定，虽困兽犹斗，也无所作为了！

王阳明把事情办得如此容易，惟一的麻烦是别人看不见他的功劳，以为他只是运气好，捡了一件谁都可以捡到的功劳。后来他的功劳被尽量抹杀，原因在此。

生活中，有功而人不知其功的现象也很多，会办事的人往往成了“无名英雄”；而会表演的人，没办多少事却像功劳很大的样子，一件小事可以忙忙碌碌一整天，若是一件大事，先要咋咋乎乎地宣传一番，使大家都知其难；做的过程中，不时开会讨论，通报情况，汇报问题，使大家都知此事困难重重；一旦办成了，就成了“大英雄”。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人们终究会信赖“无名英雄”而鄙视“大英雄”。

王阳明以仁人之心，“必求事出万全，永久无患”，使“天下之民所以阴受其庇”，并无跟俗世争功的想法，他反倒以“莫知其功”为办事的最高境界。朝廷虽然不大愿意承认他的功劳，民众却对他的功劳心中有数，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地方得靖，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所以，他班师时，沿途民众焚香顶礼跪拜，如见神人，其情景十分感人。

跟王阳明学绝学：大凡办事，你若想自求己功，捞取权益，那么不仅要学办事之方，还要学表演工夫，以免功劳被埋没了。你若境界高，愿意多做“阴功”，只需学办事之方就行了，那就是王阳明所说：顺其情、因其势、趁其机。

重视调查研究

王阳明语录

故致知者，意诚之本也。然亦不是悬空的致知，致知在实事上格。《知行录》

语录精解

追求真知，是自诚其意的根本。然而也不是平空地求真知，应在实事上求真知。

王阳明为什么会办事呢？因为他心有真知。他的真知从哪儿来呢？不仅从学习上来，更从实事上来。

大凡中国传统文人，因为跟实事相距较远，往往缺乏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常常用道理代替事实而讲道理，由于他们的道理中没有事实依据，对或不对，就难说了，那就像佛家说的，“一种不通，两处失功。遣有没有，从空背空”。大家空谈道理，谈得津津有味，全无用处，不用还好，真要用他们的道理，结果必是误人误己。“空谈误国”一语，不仅是批评文人们光说不练，更是指出其“无用”，他们的道理本来空乏，全无事实支持，能用到哪儿呢？

王阳明却没有用道理代替事实的毛病，他“知行合一”，乐于在事实中求道理。他每到一地为官，从不自作聪明，按学问办事，必先访问民情，看清症结所在，然后因情、因时、因势定策。他清剿“山贼”前，先访确实了：“山贼”所以难平，在于他们聚则为“贼”，散则为民，民贼难辨，如何清剿？而且“山贼”眼线广布，渗透到了官府，凡官府有所决策，乃至于密室商谈、神色变化，“山贼”都能提前知道。掌握了这些情况，王阳明对症下药，用“十家牌法”分清民、贼，就不用打糊涂仗了；清除“山贼”的眼线，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打仗就能“知己知彼”了。于是，原本难剿的“山贼”，也就不难剿了。

王阳明不仅制订大策重视调查研究，在具体指挥作战时，也是如此，必先将敌我双方的情况摸清楚，真正“知己知彼”了，对作战地形也心中有数了，才下达作战指令。例如他的《申明便宜敕谕》，对作战应该掌握的情况提出了明确要求：“将应剿贼巢，通行查出：行拘熟知地利险易乡导（向导），责令画图贴说。要见某处贼巢，连近某处乡落；某巢界抵某处，系是良善村寨，某处系是善恶相兼；某处平坦，可以直捣；某处险阻，可以把截；某处系贼必遁之路，可以设伏邀击；某处贼所不备，可以间道掩扑；何处官军可以起调，何官可以委用，可以监统；粮饷何处措办，住扎何处；听候各要查处停当，备由马上差人飞报本院。”

为了及时掌握敌情变化，他还要求各军相互通报情况，“毋分彼此，致有疏虞”。

在办具体事务时，王阳明也重视调查，务将情况弄清了，才拿出处理办法，决不凭学问分析、凭聪明猜测而想当然地作决定。

人们常以为“纸上谈兵”只是没有真才实学，但是，没有真才实学的人，若能实事求是，认真办事，也未尝不能有所成就；反之，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尊重客观情况，想当然地办事，也可能惨遭失败。

历史上被嘲为“纸上谈兵”的赵括，其实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不仅熟读兵书，年轻时随父亲出征，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实战经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全无经验。他还著述兵书，军中门徒众多。当他代廉颇为将后，不小心中了白起之计，被引入秦军背靠沁水而列的阵势前，攻击不利，撤退时又为秦军所阻，部队面临危机。但这还不是赵括真正的败因，秦军只有五十万，而赵军有四十万，秦军想四面围死赵军，力量不足。当时赵军后面有丹水，水面宽阔而水浅，可以涉水而过，赵括之所以敢于率军冒进，原因只怕也在此，此地明显是活地，万一交战不利，赵军可以由丹水撤退。他的悲剧在于，当他率部赶到丹水，赫然发现，丹水已经水满，无法涉渡，而赵军没有船只，无法渡河了！于是，原先以为的活地变成死地，秦军前后堵击，赵军无路可去了。

赵括并未惊慌失措，下令部队就地坚守，一面等待援军解围，一面跟秦军拼命死战，双方死伤惨重。后来，赵军断粮，赵括不得不下令杀老弱为食。在此情况下，由于赵括的激励，将士仍同心坚守，并未崩溃。直到第47天，赵括率军突击，中箭而死，精疲力竭的赵军才宣告投降。后来，秦将白起特意命人找到赵括的尸体，予以厚葬，以表示对这位对手的尊重，并且感叹说：当赵军粮绝援绝之时，尚且能空腹战斗，使我军伤亡近半，这就是赵括的本事。

以此来看，赵括并不是一个只懂理论、只会夸夸其谈的人。想想国民党的所谓“王牌”74师，不到三天就遭全歼，赵括竟能坚守47天，可见他的本事。也许正因为有本事，才过于自信和大意，竟然不派人勘察周围的敌情和地形，对秦军的大规模调动毫无知觉，对丹水涨水的情况一无所知，以至身陷绝境。所以说，他的“纸上谈兵”，不是缺少知识和经验，不是缺少勇敢和忠诚，不是缺少智谋和方法，只是缺少调查研究，缺少对实际情况的了解。

跟王阳明学绝学：在无穷的世界面前，我们都是瞎子。无论知识贫乏的瞎子还是学问渊博的瞎子，身体虚弱的瞎子还是力量强大的瞎子，无论走在一条熟悉的道路上还是走在一条陌生的道路上，都需要柱一根拐杖，一步一步试图着前进，没有拐杖，靠聪明机智、学识经验走路，那是不行的。这根拐杖是什么呢？就是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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