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艾拉的怒吼都对准了他自己。这场闹剧怎能破坏了他的生活?主要事物之外的所有次要的东西，奥戴同志告诫过他的一切生活中肤浅的内容。家。婚姻。家庭。情人。私通。都是中产阶级的垃圾！他为何没有像奥戴一样生活?他为何不像奥戴一样去找妓女呢?真正的妓女，值得信赖的内行，懂得规则，而不是像他的爱沙尼亚按摩师那样多嘴的外行。

“他反过来责备自己，开始为此无法安宁。他从来就不该离开奥戴，不该离开唱片厂里电气工人联合会的车间，不该到了纽约，娶了伊夫·弗雷姆，将自己夸大想象成是这位铁林先生。据艾拉自己的意见，他一离开中西部，就不该做任何他所从事过的生计。他不该有常人对经历的爱好，或是不该没有能力看到未来，不该有常人犯错误的倾向。他不该让自己追寻有着男子特点心怀野心的人所怀的世俗目标。做一名共产党员劳动者，独自住在东芝加哥一个房间的六十瓦灯泡下——这种苦行的生活高度是他背离了的，如今他落入了地狱。

“耻辱累积起来，答案在这里。不是好像冲他丢过来一本书——这本书是丢给他的一颗炸弹。麦卡锡，你知道，他那张不存在的名单上列了有两百，或是三百四百位共产党人吧，但是寓意上而言要有个人来代表所有这些人。阿尔杰·希斯就是最大的例子。希斯之后三年，艾拉成了另一个。而且，对一般人来说希斯还是国务院和雅尔塔会议上的人物，远远不是普通美国人，而艾拉则属于大众文化的共产主义。在不清楚的大众想象之中，这是民主的共产党人。这是阿贝·林肯。很容易理解：阿贝·林肯是国外势力的邪恶代表，阿贝·林肯是美国二十世纪最大的卖国贼。艾拉成了共产主义的化身，对国人而言，他是个人化了的共产党人：铁林是大家的共产党卖国贼，而阿尔杰·希斯则永远不会如此。

“这位巨人是很强壮，很多方面相当不敏感，但是堆积在他身上的诽谤他最终也承受不了了。巨人也会被击倒。他知道他躲不过去，随着时间逝去，他想，他永远也等不到这事了结了。他开始想，既然已揭露了他，就总会有什么东西从什么地方向他袭来。这位巨人找不到有效的应对方法，就是在这时他崩溃了。

“我去他那里，带他回来，他和我们住在一起，后来我们再也应付不了那个情形，我把他送进纽约一家医院。头一个月他坐在椅子里，揉膝盖，手肘，撑着肋骨疼的地方，不然就是一动不动，盯着大腿那边看，愿他自己死了。我去看他，他几乎不讲话。偶尔说一句，‘所有我想做的……’就这些。从没说下去过，声音不大。几周以来他对我说的都是这些。有几次他喃喃低语，‘像这样……’‘我从没计划……’不过大部分都是‘所有我想做的……’

“那个年代没有多少方法帮助精神病人。除了镇静药就没有其他的药剂。艾拉不肯吃。他坐在第一病区——他们称之为精神病患者区——那里有八张病床，艾拉穿着袍子、睡衣和拖鞋，一天天过去，他的外表越来越像林肯。憔悴，疲惫，像亚伯拉罕·林肯一样，满面悲伤。我去看望他，坐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我想，倘若不是他与林肯这样相像，他就不会遇到这些事。要是他没为他的外表负责多好。

“过了四个礼拜，他们把他移到半精神病患者区，那里的病人穿着日常的衣服，接受娱乐疗法的治疗。其中有些人去打排球或者篮球，但是艾拉不行，因为他关节痛。他这顽疾已经有一年多了，也许这对他的破坏更甚于那对他的诽谤。也许毁灭艾拉的敌人正是身体的疼痛，若不是他为健康所苦，那本书就不会险些击败了他。

“是彻底的崩溃。医院很不堪。可是我们不能留他在家里。他会躺在洛兰的房间里诅咒自己，痛哭流涕：奥戴告诉过他，奥戴警告过他，奥戴在伊朗的码头上时就知道……多丽丝坐在洛兰的床边，把他拥在怀里，他恸哭。那些眼泪后面有那么大的力量。可怕。你意识不到这位大胆反抗的人体内可以积聚多少过去单纯的痛苦，他一生中一直在与世界较量，与自己的天性作斗争。这就是从他体内倾泻出来的：所有的斗争。

“有时我感到恐惧。就像战争时期在巴尔干半岛的炮击之下我的感觉。就是因为他这样高大傲慢，你有种感觉没人能为他做任何事。我看到他那张憔悴的长脸，由于绝望、无望、失败而扭曲着，我自己就惊恐了。

“我从学校回到家，就帮他穿上衣服；每天下午逼他剃胡子，坚持要他和我一起沿伯跟街散步。那个年代美国城市的街道还不够友好吗?可艾拉却是被敌人包围。公园剧院门口的帐篷让他害怕，卡茨曼店橱窗里的意大利腊肠让他害怕——沙赫特曼的糖果店门前有报摊，也让他害怕。他确信每份报上都登着他的故事，其实报界停止登载他的故事已经有好几周了。《美国杂志》连载伊夫书里的节选。《每日镜报》首页全是他的脸。就连严肃的《时报》也抗拒不住。登了关于电波中的萨拉·伯恩哈特所受苦难的有人情味的报道，全盘相信了俄罗斯间谍那套假话。

“不过事情是这样的。人类悲剧一结束，就落到记者手里，全无新意地编成娱乐文字。也许是因为整个无理性的狂乱正冲击到我家，报上那些含沙射影的古怪细节又无一处不被我注意到，所以在我看来，麦卡锡时代开始了战后内幕小道消息的杰出成就，即它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共和国的统一信条。我们信任内幕新闻。内幕新闻即是真理，是全国的信仰。麦卡锡主义开始将不仅是严肃政治，还有所有严肃的事情都变成为娱乐，为大众观众提供消遣。麦卡锡主义是现在比比皆是的美国式缺乏思维能力在战后的首次繁荣。

“麦卡锡从来没把目的放在共产党问题上；若说没别人知道，他是知道的。麦卡锡的爱国运动中做样子的公审那一面，只是它戏剧性的形式。有相机拍下来，就产生了它好像是真实生活的真实性错觉。麦卡锡比他之前的任何美国政治家都明白，从事立法工作的人演起戏来效果要好得多；麦卡锡明白耻辱的娱乐价值，以及如何满足妄想狂的消遣需求。他把我们带回了我们的来源，回到了十七世纪和祖先那时。这个国家是这样开始的：道德耻辱是大众的娱乐。麦卡锡是演出的监制人，观点越混乱，指控越无耻，就越迷惑人，其全面乐趣就越有劲。《乔·麦卡锡的自由勇敢者》——这才是我弟弟将在其中扮演他一生最大角色的节目。

“后来不只是纽约的报纸，连泽西州的报纸也加入进来——唔，对艾拉来说这是致命的。他们挖掘出苏塞克斯镇上艾拉认得的无论什么人，就让他们讲。农夫，老人，这位广播明星在当地交下的朋友，一些小人物，他们都说艾拉来跟他们宣称资本主义的邪恶。他在锌镇有个怪人好朋友，那位动物标本剥制师，报界找到他，他对他们透露了惊人的内幕。艾拉不能相信。但是这位动物标本剥制师称艾拉如何一直蒙骗他，后来有一天艾拉带来一个年轻人，他们两个要说服他和他儿子反对朝鲜战争。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大放恶语。用尽脏话大骂美国。

“联邦调查局对他大发威力。艾拉在那里又有名。监视你，在你的社区毁掉你的名声，找到你的邻居，让他们毁了你……我得告诉你，艾拉一直怀疑是那位动物标本剥制师告发了你。你和艾拉去了那家动物标本剥制店，不是吗?”

“是的。霍勒斯·布里克斯顿，”我说。“风趣的小个子。给了我一个鹿的脚趾作礼物。我坐了一早上看他们给一只狐狸剥皮。”

“那么，你为那个鹿的脚趾付出了代价。看他们剥狐狸皮让你失去了富布莱特奖学金。”

我大笑起来。“你是说让他儿子也反对战争吗?他儿子是聋子。又聋又哑。什么都听不见。”

“这是麦卡锡时代——没有关系。沿路下去艾拉在那里有个邻居，是锌矿工人，遭过一场严重的矿井事故，常给他工作。艾拉花了不少时间听这些人抱怨新泽西的锌矿，努力让他们转而去针对这个体制，就是这个是他邻居的人，他一直给他饭吃，那个动物标本剥制师就是要他写下所有在艾拉木屋停靠过的车的牌照号。”

“我见过遭过那场事故的人。他和我们一起吃饭，”我说道。“雷。一块石头掉在他身上，砸坏了他的头盖骨。雷蒙德·斯维克孜。他曾是战俘。雷常给艾拉干些零活。”

“我猜雷给每个人都干过零活，”默里说。“他写下艾拉家客人的车牌号码，然后由那个动物标本剥制师交给联邦调查局。最常出现的是我的车牌号，这项证据他们也用来对付我——说我去看望我的共产党间谍弟弟如此频繁，有时甚至还过夜。那里只有一个人对艾拉保持忠诚。汤米·米纳里克。”

“我见过汤米。”

“可爱的老人。没文化，但是有智慧。有骨气。一天艾拉带洛兰到了那处矿石堆，汤米免费送给她一些东西，她回家以后就满嘴谈的都是他。汤米看到报上的新闻以后，开车到了小木屋，径直走进去。‘如果我有这勇气，’他对艾拉说，‘我自己就会做个共产党员。’

“是汤米使艾拉重新打起了精神。是汤米把他从苦思中拉出来，把他带回到这个世界上。汤米让他就坐在他身边，在矿石场上，他在那里做生意，大家能看到艾拉在那里。汤米是镇上受人尊重的人，于是不多久，那里的人就原谅了艾拉是共产党这回事。不是全部的人，但是有大部分人都是。他们两个坐在矿石堆外一起聊天，有三四年，汤米教给艾拉所有他了解的矿物知识。后来汤米中风去世了，给艾拉留下装满矿石的地下室，艾拉就接替了汤米的工作。镇上也承认他。艾拉就坐在那里，患多发炎症的艾拉揉着疼痛的关节和肌肉，经营锌镇矿石场，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一个夏日，在阳光下，正在卖矿石，就跪倒在地死了。”

我不知道艾拉是不是慢慢放弃了自己好辩论，固执，叛逆，需要时就不遵循常规的决心，还是在他在矿石场前卖汤米的标本时这些仍旧在他体内燃烧，高速公路对面是机械加工车间，那里有洗手间。更可能是仍在燃烧；在艾拉身上，一切都会燃烧。这世上没人比艾拉更缺少禁得住挫折感的天分，或者有谁在控制情绪上会比他还糟糕。要采取行动的怒火——却转而卖给孩子们五十美分一袋子的矿石。坐在那里，直到他死去，想成为完全不同的人，相信凭借他个人的特性（他的块头，敌意，他忍受的那位父亲）他注定要作个不同的人。气愤他没有改变世界的途径。受此囚禁的痛苦。他一定曾是何等地厌恶这个，现在却用它来摧毁他自己体内让自己永不停止的用之不竭的能力。

“艾拉从伯跟街上回来以后，”默里说道，“走过沙赫特曼的报摊以后，回到家，他的情形比离家前还糟，洛兰受不了这个。看着她伟大的大个头叔叔，她曾和他一起唱过那首普通工人之歌，‘嘿——嗬，用力拉啊’——看到他那样失去锐气，对她是太难以承受，于是我们不得不把他送进纽约一家医院。

“他以为他已经毁了奥戴。他确信他已经毁了所有名字和地址记在伊夫交给卡特里娜的那两本小日记本里的人，他是对的。但是奥戴仍是他的偶像，奥戴写来的那些信，出现在伊夫书里以后在报上被零零碎碎引述过——艾拉确认这是奥戴的末日了，由此带来的羞愧是极大的。

“我试图联系约翰尼·奥戴。我见过他。我知道他们在部队里是如何亲密。我记得在开卢麦城时艾拉是他的密友。我不喜欢这个人，不喜欢他的思想，不喜欢他身上融合着优越感和狡猾，他以为他是共产党员，就因此已得了道德通行证，但是我不能相信他会要艾拉对已发生的事负责。我相信奥戴会照顾好自己，相信他有原则性强的共产主义式对事物的不在意，因此是强壮坚决的，结果证明艾拉不是他这样的人。我也没弄错。在绝望之中，我认为如果有谁能让艾拉恢复的话，这人就该是奥戴。

“但是我拿不到电话号码。他不再出现在加里、哈蒙德、东芝加哥、开卢麦城或是芝加哥的号码簿上。我照艾拉手里他最后的地址写信去，信被退了回来，信封上标着‘查无此人’。我给芝加哥的每家工会办公室都打过电话，我打电话给左翼书店，打给我能想到的每家机构，努力要找到他。就在我放弃了的时候，一天晚上，家里的电话响了，是他。

“我想干什么?我告诉他艾拉在哪里。我告诉他艾拉是什么样子了。我说如果他愿意周末到东部来，到医院去和艾拉坐坐，只要和他坐在那里，我会电汇给他火车票的钱，他晚上可以到纽瓦克和我们在一起。我不喜欢这么做，不过我要试图诱惑他来，因此我说道，‘你对艾拉的意义很大。他一直想配得上奥戴对他的欣赏。我想你可能会帮得上他。’

“这个狗娘养的固执又让人无法接近，他对生活只有一种单一的压倒一切的关系，然后，他用他那种平稳清晰的方式，他的那种声音回答我。‘哎，教授，’他对我说，‘你的弟弟彻底骗了我。我一直自豪我知道谁是骗子谁不是。可是这次我被骗了。党，会议——都是为他的个人野心打掩护。你弟弟利用党爬上了他的职业位置，然后他背叛了它。倘若他是个有胆量的共产主义者，他就该留在斗争所在之地，而那并不在纽约不在格林尼治村。但是艾拉从来关心的都是人人都认为他真是个英雄。总是扮演，从没有真事。因为他个子高，他就成了林肯了吗?因为他滔滔不绝地大谈“民众，民众，民众”，这就让他成了革命者吗?他不是革命者，不是林肯，什么都不是。他不是个男子汉——他和其他一切事情一道，扮演为一个男子汉。扮演为一个伟大的人。这个人扮演了一切。他丢掉一个伪装，就成了另外一样东西。不，你弟弟不是他愿人去认为他是的那样正直。你弟弟不是个很忠诚的人，除了对他自己的忠诚。他是个骗子，笨蛋，他是个叛徒。出卖了他的革命同志，出卖了劳动阶级。出卖。收买。彻头彻尾是个资产阶级分子。为声名，金钱，财富和权力所引诱。还有女人，花哨的好莱坞女人。没保留丝毫他的革命理想——什么也没有。机会主义走狗。很可能还是机会主义暗探。你要告诉我他是偶然把那个东西留在书桌里的?还是和联邦调查局有了什么进展了，教授?真可惜他不在苏联——他们知道如何对付卖国贼。我不想收到他的信，我也不想见他。因为如果何时我真的见到他，让他小心了。告诉他无论他涂上多么厚的合理化外层，都将会有斗争流血之时。’

“就是这样。斗争流血。我甚至没要作答。谁敢对一位只是也总是纯洁的军人解释纯洁的失败呢?奥戴一生中从没有在这个人这里是这样，在那个人那里是那样，在其他的人那里又是第三个人。他没有人都有的多变不专。这位理想家比我们其他的人纯洁，因为他在谁面前都是位理想家。我挂了电话。

“天知道若不是伊夫，艾拉要在半精神患者区受多久的折磨。医院不欢迎访客，反正他谁也不想见，除了我和多丽丝，但是一天晚上，伊夫出现了。医生不在，护士也没多想，伊夫说自己是艾拉的妻子，护士指点她从那边沿着走廊走过来，于是她就在那里了。他看上去很憔悴，仍旧是很没有生气，几乎一句话也不讲，于是一看到他，她就哭起来。她说她是来道歉的，可是只是看到他就让她落泪了。她很抱歉，他一定不要恨她，她不能知道他恨她还过得下去。她承受了可怕的压力，他不了解有多可怕。她不想做的。她尽了一切方法不去做的……

“她把手蒙着脸，哭了又哭，最后她告诉他我们只读了那本书的一个句子就都明白的事情。她告诉艾拉是格兰特夫妇写的，每个词句都是。

“就在那时，艾拉说话了。‘你为什么让他们写呢?’他说道。‘他们逼我的，’伊夫告诉他。‘她恐吓我，艾拉。发疯了。她是个粗俗可怕的女人。可怕的女人。我仍旧爱着你。我来就是说这个的。请让我说吧。她不能让我停止对你的爱，永远不能。你一定要知道。’‘她怎样恐吓你的?’几周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连续说出几个句子。‘她不是只恐吓我，’伊夫说。‘她也那么做了。她跟我说如果我不合作我就完了。她告诉我布赖登就会保证我再也不能工作。我最后会穷困潦倒。我还是说不，告诉卡特里娜，不，卡特里娜，不，我不能做，我不能，不管他对我做过什么，我还是爱他……就在那时她说如果我不做，西尔菲德的事业一开始就会被断送。’

“突然间艾拉又恢复了自我。他在半精神病患者区大发雷霆。一片混乱。半精神病患者还是半精神病患者，那房里的人是可以打篮球，打排球，但是他们还是很脆弱的一群人，有几个就垮了。艾拉用他最大的嗓门大声地喊叫，‘你为了西尔菲德做的?你为了你女儿的事业做的?’伊夫也开始吼叫，‘只有你才要紧！只有你！那我的孩子呢！我孩子的才能呢！’有个同屋的人喊道，‘痛打她一顿！打她啊！’另一个哭了，等医务人员来到走廊上，伊夫已趴在地板上，用力敲打着拳头尖叫，‘那我的女儿呢！’

“他们把她套进了紧身衣——那个年代是用这个的。但是没有塞住她的嘴，于是伊夫就都说了出来，说了一切。‘我对卡特里娜说，“不行，你不能破坏那样的天才。”她会毁了西尔菲德。我不能毁了西尔菲德。我知道你不能毁了西尔菲德。我无能为力。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我给了她尽可能最少的一点点。安抚她。因为西尔菲德——那样的天分！这样不对！世上有哪个母亲会让她的孩子受苦?让我的孩子为了成人的愚蠢和他们的思想态度去受罪吗?你怎能怪我呢?我有什么选择吗?你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你不知道任何一位母亲听到有人说“我要毁了你孩子的事业。”她会经受什么。你从没有过孩子。你一点都不了解父母和孩子。你没有父母，没有孩子，你不知道这个牺牲都是为了什么！’

“‘我没孩子吗?’艾拉喊道。他们已经把她放上担架床，那时已经在把她抬走了，于是艾拉跟在他们后面跑，一路在走廊里大喊，‘为什么我没有孩子?因为你！因为你和你那个贪婪自私该死的女儿！’

“他们把她推走了，显然从前他们从来没有不得不对访客如此去做过。他们给她用了镇静剂，把她放上精神病患者区的病床，锁起来，不让她出院，到了次日清晨，他们找到了西尔菲德，她来带她妈妈回家。是什么冲动让伊夫到了医院，她来说的话——说她是被格兰特夫妇逼迫做了这件丑事——这到底有没有一点真实，是不是又是个新的谎言，甚至她的羞愧是不是真的，我们从没确切知道过。

“或许是的。当然可能是的。在那个年代，什么事都有可能。人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倘若事情真是这样的，那么卡特里娜真是个天才，操纵人的天才。卡特里娜完全知道在何处拿住她。卡特里娜让伊夫选择她可背叛的人，而伊夫，装着无能为力的样子，选了她的无可选择之选。人是只能做自己，伊夫·弗雷姆更是如此。她成了格兰特夫妇实现其意愿的工具。她被这两个人支使，就像一名特务。”

“好了，不出几天，艾拉就进了安静病人区，再下一周就出了院，然后他真的成了……

“嗯，也许，”默里思索片刻后说道，“他只是又得回了过去他挖沟时有的那种纯粹的生存，那是在他周围立起了所有那些政治，家庭，成功和声名搭起的架子之前的，在他埋葬了那个挖沟人，戴上阿贝·林肯的帽子之前的。也许他又恢复了自我，有他自己方式的演员。艾拉不是个被打倒的优秀艺术家。艾拉只是回到了他的起点。

“‘复仇。’他对我说，”默里说，“就这样明白平静。许多囚犯和无期徒刑犯，用勺子敲着监狱栅栏的，都不能表述得比这更好。‘复仇。’以恳求的动人辞句来抗辩，还有与之对称的使人不得不行动的复仇，这两者之间没有选择。我记得他缓缓揉着关节对我说他要毁了她。我记得他说，‘把她的生活丢到了那堆和她女儿相关的破烂里。再把我的生活也丢进去。这个我不能接受。这不公平，默里。有辱我的人格，默里。我是她的死敌吗?好吧，那她也是我的死敌。’”

“他毁了她了吗?”我问道。

“你知道伊夫·弗雷姆出的事。”

“我知道她死了。死于癌症。不是吗?在六十年代吧?”

“她死了，但不是死于癌症。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张照片吧，艾拉从弗里德曼过去的一位女朋友寄来的邮件里拿到的，他要用来对付伊夫的那张照片?那张我撕了的照片?我该让他用的。”

“你以前这样说过。为什么呢?”

“因为艾拉用那张照片是要找个不会扼杀她的方法。他的一生都在找寻不扼杀人的途径。他从伊朗回到家乡以后，全部的生活都是在试图平息他的暴力冲动。那张照片——我没有意识到它掩饰的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我撕掉了照片，不让他把它用来作武器，他说，‘好吧，你赢了，’我就回了纽瓦克，愚蠢地以为我已有了一定成就，而在锌镇，他开始练打靶子。他那里有刀子。下一周我开车回去看他，他没试图作任何掩盖。他沉浸于狂想之中，无暇顾及掩藏。谈的全是杀人的事。‘炮火的气味，’他告诉我，‘是春药！’他绝对是着了魔。我甚至不知道他有枪。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终于看到了他们真正的相似之处，艾拉和伊夫无望地互相连结在一起，两个灵魂间冲突不止：每人都无可救药地喜好那个一旦开始就无止境的东西。他的诉诸暴力正是她的歇斯底里癖性在男性身上的对应——是同一个瀑布，它在两性间各有其特色的显示。

“我要他把他所有的武器都给我。要么马上给我，要不我就打电话报警。‘我和你一样受过不少苦，’我告诉他，‘在家里，我受的苦比你多，因为我得先来面对。有六年，我一个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以为我不了解什么是想拿起枪来打死谁吗?现在你想对她做的一切，我六岁时就想过。后来你出生了。我照顾你，艾拉。只要我在家，我就不让最糟糕的情形影响你。

“你不记得这个了。那时你两岁，我八岁——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我从没告诉过你。你要应付的屈辱已经够多了。那次我们必须搬走。那时我们还没住在工厂街上。你是个小孩子，我们住在拉科瓦那铁路线下方。在那索。那索十八街，背朝铁路。四个房间，没有灯，噪音很大。一月租金十六美元五十美分，房东升到十九美元，我们付不起，就被赶了出来。

“我们把我们的家当搬出去以后，你知道我们的父亲做了什么吗?你和妈妈，还有我，开始把东西推到工厂街上的那两个房间去，他留在后面，待在腾空了的旧公寓里，他蹲下来，就在厨房正中间大便。我们的厨房。就在我们过去坐在桌旁吃饭的地方，正中间，有一堆他的粪便。他把它涂在墙上。不用刷子。不需要。就用手把粪便涂在墙上。上，下，一侧。他涂完了所有的房间，在厨房洗涤槽里洗了手就离开了，连门都没关。你知道随后几个月孩子们都叫我什么吗?粪墙。那个年代人人都有绰号。他们管你叫呜呜哭，叫我粪墙。这就是我们的父亲留给我这个他的大男孩，最大的儿子的遗产。

“那时我保护了你，艾拉，现在我也要保护你。我不会让你做这个。我找到了文明的生活道路，你也找到了你的，眼下你不能又退回去。我来跟你解释一点你好像是不明白的事。你究竟为什么成了共产党。你从没想过吗?我的文明之路是书籍，大学，教学，你的则是奥戴和共产党。我从来就不接受你的途径。我反对你的途径。不过两种途径都是正当的，都有效。可是现在发生的事，你还是不懂。他们告诉你说他们决定了共产主义不是走出暴行的途径，而是为了暴行的计划。他们判定你的政治主张是有罪的，另外还判定你也是有罪的——而且你还要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们说你是罪犯，于是你就上好枪，把刀捆在大腿上。你说，‘千真万确我就是！炮火的气味——是春药！’内森，我把嗓子都说哑了。可是和一个满腔怒火要杀人的疯子这样讲并不能让他安静下来。倒更让他激动了。和一个满腔怒火要杀人的疯子在一起，开始讲童年的故事，以那公寓的布置图结尾……

“哎，”默里说道，“我没告诉过你艾拉所有的事。艾拉已经杀过一个人。就是为了这个他孩提时就离开纽瓦克走向边远乡镇，在矿上干活。他逃走了。我把他向北带到苏塞克斯镇，那时候就是最远的极限了，但是还不至于远到我无法去查查他，帮他，让他度过那一关。我自己开车送他，给了他新名字，把他隐藏起来。吉尔·斯蒂芬斯。艾拉第一个新名字。

“在他认为他们在追辑他之前，他一直在矿上干活。不是警察，是黑手党。我跟你说过里奇·博伊亚多，他管一区的非法团伙。开那家叫维托里奥餐馆的流氓。艾拉听到风声说博伊亚多的刺客正四处找他。就在那时他开始乘火车。”

“他做了什么?”

“艾拉用铲子杀了个人。艾拉十六岁时杀了一个人。”

艾拉用铲子杀了一个人。“在哪里?”我说道。“怎么干的?出了什么事?”

“艾拉在小酒店做杂工。他干这活有大约六个星期了，一天晚上，两点钟，他擦完地板，一个人走到街上，回他租的房间去。他住在南方梦乡公园旁一条小街上，战后他们在那公园建了那项工程。他在伊丽莎白大道转到米卡方向，沿着韦夸希克公园对面那条黑暗的街道，朝弗里林海森大道的方向走，这时有个人从米尔曼的热狗摊那块地方的阴影中钻出来。在那阴影外面，对着艾拉的脑袋挥出一铲子，打中了他的肩膀。

“他是艾拉退学以后工作的那伙挖沟的里面的一个意大利人。艾拉因为和他之间一直有麻烦就不挖沟了，到小酒店去做了杂工。那是1929年，小酒店开张那一年。他从底楼做起，要从杂工做到侍者。这是目标。我帮他找的这份工。那个意大利人喝醉了，猛击了他一下，艾拉从他手里抢下铲子，用铲子打落了他的牙。然后把他拖到米尔曼摊子后面漆黑的停车场里。那时候的年青人约会常在米尔曼摊子后面停车亲热，艾拉就是在那里狠狠揍了这家伙。

“这人的名字叫斯特罗洛。斯特罗洛是挖沟的那伙人里头最仇恨犹太人的。M a z z u ' c r i s t，g i u d e 'm a l e d e t t.反基督的凶手，无用的犹太人……诸如此类。斯特罗洛的专长。斯特罗洛比艾拉大差不多十岁，个头也不小，差不多和艾拉一样高大。艾拉痛打他的脑袋，打到他晕了过去，就把他留在那里。他丢下斯特罗洛的铲子，回到街上，又向家里走去，但是他体内有些东西并没有平息。艾拉体内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平息。他十六岁，有力气，一肚子火，浑身燥热，冒着汗，又兴奋——这事激活了他——于是他转过身回到了米尔曼摊子那边，冲着斯特罗洛的头猛击，直把他打死了。”

米尔曼的摊子是我和艾拉在韦夸希克公园散过步以后他常带我去买热狗的地方。那家小酒店是艾拉带伊夫去和默里，多丽丝共进晚餐的地方，那晚他们刚见面。那是在1949年。二十年以前，他在那里杀过人。锌镇的那个小木屋——那木屋对他别有一番意义，我从没明白过。那是他的改造之地。他的隐居拘禁之地。

“博伊亚多是如何插手的?”

“斯特罗洛的兄弟在博伊亚多的那处叫城堡的饭店工作。在厨房里干活。他找到博伊亚多，告诉他出了什么事。一开始没人把艾拉和这件谋杀案联系起来，因为他已经离开了那一区。但是过了几年，他们搜寻的就是艾拉了。我怀疑是警察让博伊亚多注意上了艾拉，不过我从不能确定。我仅是知道有人到我家来问我弟弟的下落。小猫来看我。我和小猫是一起长大的。他过去在阿奎达克特球场经营掷骰赌博。在格兰德的店后面开赌场，后来被警察解散。我常和小猫在格兰德店里打台球。他得了这个绰号是因为他开头是偷猫的，和他的哥哥大猫一起蹑手蹑脚走过房顶，从窗子里进去。他们小学里就已经整晚偷猫了。有时居然来上学，就趴在课桌上睡大觉，没人敢叫他们醒。大猫是自然死亡，但小猫在1979年被害，真正的匪帮死法：死在他在朗布兰奇的海滨公寓里，身着浴袍，脑袋上中了三颗点三二口径手枪子弹。次日里奇·博伊亚多对他一位密友说，‘也许这样最好——因为他太能说了。’

“小猫想知道我弟弟的下落。我告诉他我有好几年没见过我弟弟了。他对我说，‘箱子要找他。’他们叫博伊亚多‘箱子’是因为他在一区意大利人称为电话箱的地方打电话。‘为什么呢?’我问道。‘因为箱子保护我们这个地方。因为博伊亚多在人们需要时帮助他们。’这是真的。博伊亚多常四处走动，腰带扣上镶着钻石，比他们的堂区牧师，那个虔诚的家伙还要受人尊重。小猫来过的事，我传话告诉了艾拉。又过了七年我们才再见到他，那是在1938年。”

“所以他不是因为经济大萧条才坐上火车流浪的。而是因为他被人追捕。”

“知道这个吃惊吗?”默里问我。“你这样崇敬的一个人?”

“不，”我说。“我不吃惊。这合乎情理。”

“这是他垮掉的一个原因。他是为了这个落得个躺在洛兰床上痛苦的下场。‘全完了。’后来为压服它而设计的生活都分崩离析。付出的努力是徒劳的。他又回到起初的混乱状态。”

“这个‘它’是什么?”

“艾拉从军队里出来以后，想让自己身边有一些他不能在其面前爆发的人。他出去找寻这样的人。艾拉体内的暴虐让他害怕。他怕它又冲出来。我也怕。那么早就表现出那种暴力倾向的人——有什么东西能挡得住他?

“这就是艾拉为什么想要那个婚姻。这就是艾拉为什么想要那个孩子。这就是为什么那次堕胎摧垮了他。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发现堕胎事件后面的实情那天到我家来和我们一起住。就在次日，他遇到了你。他遇到了这个男孩，他是他从未做到过的一切，有他从未有过的一切。艾拉不是在吸收你。也许你父亲这么认为，但是不是如此，是你在吸收他。他到纽瓦克来的那天，堕胎那件事还很让他痛心，这时见到你，让他无法抗拒。他是个视力差、家庭残酷、没文化的纽瓦克孩子。你是位什么都有的有教养的纽瓦克孩子。你就是他的哈尔王子。你就是约翰尼·奥戴·林戈尔德——你就是这些化身。这是你的角色，无论你知道与否。帮助他防护自己不受他的天性，他那个大块头身体内所有的力量，和所有危险的狂暴怒火的伤害。这是我一生的职责。是很多人的职责。艾拉不是罕见的人。努力不用暴力的人吗?这就是那个‘它’。到处都是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艾拉用铲子杀了那个人。后来呢?”我问他。“那晚是怎样的?”

“那时我不是在纽瓦克教书。那是1929年。还没有韦夸希克高中。我在欧文顿高中教书。我第一份工作。我在铁路线附近索伦兹的贮木场旁边租了个房间。艾拉出现时是清晨四点钟左右。我住在一楼，他敲我的窗户。我出来，看了看他沾着血迹的鞋子，裤子，双手，和脸，我把他带上我那辆老福特车，开走了。我不知道我往那里开。远离纽瓦克警局的地方。那时我想的是警察，不是博伊亚多。”

“他告诉你他做的事了。”

“对。你知道他还告诉过谁吗?伊夫·弗雷姆。多年以后。在追求期。他们单独同住在纽约的那年夏天。他为她神魂颠倒，他想娶她，但是他得告诉她真相，关于过去的他和他做过的最恶劣的事。倘若那把她吓走了，那就吓走吧，但是他要她知道她将得到什么——他曾是个野蛮的人，但这个野蛮人已经被消灭了。他说这个是为着那些改造了自我的人忏悔时的原因：这样她就能让他受此制约。那时候他不明白，也从未明白过，伊夫最需要的正是一位野蛮的人。

“伊夫隐约能够洞悉她自己，这是她的特别之处。她需要粗野的人。她要个粗野的人。有谁能更好地保护她?和一个粗野人在一起她是安全的。这就说明了她何以会和彭宁顿共同生活了那么多年，他在外面找上男孩，和他们过夜，然后从他在他书房开的特别的侧门回家。是应伊夫要求建的侧门，这样她就不用听到他在凌晨四点钟幽会回来。这就说明了她为何嫁给了弗里德曼。说明了她为之吸引的那些男性。她的感情生涯由更换粗野人构成。如果出现了一个粗野的人，她就排在头一个。她需要这个粗野人来保护她，她需要有位粗野人，以此获得她的无瑕。她的这些粗野人保证了她所珍惜的清白。在他们面前跪下来乞求对于她是最重要的。美丽与服从——她为此而生存，这是她制造灾难的关键。

“她需要这位粗野人以实践她的纯洁，而这粗野人需要的是被驯服。有谁比这位世上最娴雅的女人更能驯服他的呢?为他朋友举行的晚宴，让他收藏书籍的图书室里镶着书架，发音优美身材纤细的女演员做他的妻子，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能驯服他?于是艾拉对伊夫讲了那个意大利人和铲子的事，她哭了，为他十六岁时做下的事，以及他如何为此承受苦难，如何挺了过来，如此勇敢地把自己转变成一位完美的好男人，于是他们结婚了。

“谁知道——也许她认为一位从前的杀人犯正是最好的，为的是另一个原因：在一位自白过的野蛮人和谋杀犯这里，她可以安全地将这位无法加给别人的西尔菲德加在他身上。普通人会惊呼着逃离这个孩子。可是一个粗野的人呢?他就能接受。

“我头回在报上看到她在写那本书时，我想到了最糟糕的情况。你知道，艾拉甚至把那个人的名字都告诉过她。这个女人认为她被逼到困境时就会什么都说，有什么能阻止她，有什么能阻止她公然喊出来让大家都知道‘斯特罗洛’?‘斯特罗洛，斯特罗洛。我知道谁杀了挖沟的斯特罗洛！’但是我读了那本书，里面没提到那件命案。要么她从没告诉过卡特里娜和布赖登艾拉和斯特罗洛的事，要么她终究还是有些约束，大约知道格兰特夫妇（他们是伊夫的另一对粗野人）若知道了会如何对他，要么她是已经忘了，就像她能方便地忘却一切不愉快的事实。我从不知道是哪个原因。也许两者皆有。

“但是艾拉就确认这事会暴露。全世界都会看到那晚我开车送他去苏塞克斯镇时看到他的样子。遍身都是死人流下的血。脸上沾着他杀死的那个人的鲜血。他对我笑道——那是一个疯狂的孩子发出的咯咯的笑——‘斯特罗洛刚刚最后四处溜达了一回。’

“开始是自卫行为，他给变成了杀人的机会。他是凑巧的。自卫促成了他杀人的机会。‘斯特罗洛刚刚最后四处溜达了一回，’我弟弟对我说。他喜欢这件事，内森。

“‘那你刚做了什么，艾拉?’我问他。‘你知道吗?你刚走错了岔路。你刚犯下了最大的错误。你刚刚把一切都变成了另外一回事。都是为了什么?因为那个人攻击了你吗?你就痛打他一顿！把他打傻为止。你得胜了。你把他打成一团以此泄火。可是你要取得彻底的胜利，你又走回去杀了他——是为了什么?因为他说了反犹太人的话吗?这就得杀了他吗?犹太历史的全部重担都落在了艾拉·林戈尔德肩上吗?胡说！你刚做了一件无法根除的事，艾拉——邪恶，疯狂，在你的生命里永远根深蒂固。你今晚做了一件永远无法更正的事。艾拉，你无法为谋杀罪公开致歉，然后就此就什么都不要紧。没什么能让谋杀罪不要紧的。永远不能！谋杀不只终结了一条生命——它了结了两条生命。谋杀也终结了杀人者的生命！你永远都摆脱不了这个秘密。你会带着这个秘密入土。你永远都要带着它！’

“看，有人犯了谋杀这样的罪行，我以为要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现实了。我是个读书的人，是英文老师，我以为他会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种心理创伤。你怎能犯下谋杀罪却毫不为之痛苦呢?那你就成了恶人了，不是吗?拉什科尼可夫也没有杀了那个老女人，并且在其后二十年中都没觉得什么。有拉什科尼可夫这样头脑的冷血杀手都终其一生反省其残忍。但是艾拉从来都不很会自省。艾拉是行动机器。不论那罪行如何扭曲了拉什科尼可夫的行为……嗯，艾拉用不同的方式偿付这个损失。他为此得到的惩罚——他何等努力要让他的生活死而复生，他竭尽全力站直身——则全然不同。

“哎，我不认为他能承受，我也从未认为我能容忍。容忍一个去犯下那样谋杀罪行的弟弟吗?你可能认为我要么会与他断绝关系，要不就会逼他去自首。想到我能容忍一个杀过人然后只是就此压下不管的弟弟，想到我竟能认为我已经尽了对人类的义务……谋杀罪太重大了，不该如此。可是我就是这么做了，内森。我压下不提。

“然而尽管我保持了沉默，二十多年以后，一切事物的根源之根源无论如何还是要被暴露出来了。美国将看到这个残忍的杀手，亚伯拉罕·林肯帽子下真正的艾拉。美国将发现他一点也不好。

“博伊亚多要复仇。博伊亚多那时已经离开纽瓦克，住到了泽西州郊区他的大本营一座豪宅里，但这并不意味着留守一区的箱子的助手们忘却了斯特罗洛被艾拉·林戈尔德杀死的冤情。我一直害怕台球室里某个打手会抓到艾拉，黑手党会派人杀死他，特别是他成了铁林以后。你知道那晚他把我们都带到小酒店去吃晚饭，把我们介绍给伊夫，而萨姆·泰杰拍了我们的照片，挂在门厅里吗?我真不喜欢那样！还能更糟糕吗?他怎能如此迷醉于他的变形，迷醉于他胜利地把自己重新改造成他称之为铁林的那个人?他事实上又回到了犯罪现场，他竟让自己的脸挂在那里的墙上?也许他已忘记了他是谁，他做过什么，可是博伊亚多会记得，会枪杀他。

“不过反而是一本书做了这桩事。在这个国家，自《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之后，书籍没有改变过任何事情。一本陈腐的娱乐界的书，把什么都和盘托出，由两位机会主义者代写，利用了个简单的名字，伊夫·弗雷姆。艾拉甩掉了里奇·博伊亚多，但是他逃不掉范塔索·格兰特夫妇。这不是箱子派来的打手来对付艾拉——这是个社会新闻专栏作家。

“我和多丽丝这么多年从未跟她说过艾拉这件事。但是那天早晨我从锌镇带回他的枪和刀子，我真想告诉她。那是大约凌晨五点，他把东西都交给了我。那天早上我直接开车回学校，那东西就在前排座位下面。那天我无法教学——无法思考。那晚无法入睡。我就是在那时几乎要对多丽丝讲了。我拿走了他的枪和刀子，可是我知道这还没有了结。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杀了她。

“‘于是时移事迁他自会去雪耻。’散文体词句。听出来了吗?《第十二夜》最后一幕。那个小丑费斯特对马伏里奥说的，就在费斯特唱那首可爱的小曲前，在他唱‘当初我是个小儿郎，/嗨，呵，一阵雨儿一阵风’之前，然后整出戏结束。我始终不能从脑中拂去这句台词。‘于是时移事迁他自会去雪耻。’这些密码似的s h，微妙地缓和句子——‘时’，‘事’中的文字如针直刺入我。有节奏跳动的元音，音高浪潮般降低——就此淹没。高音元音让位给低音元音。二声元音让位给四声元音。雪耻。他自会去雪耻。耻。咝！我开车回纽瓦克，车里装着艾拉的武器，这句话，音节结成了网，综合博识……我感到要为莎士比亚的文字所窒息。

“次日下午我又出去，放学后又开车北上。‘艾拉，’我说，‘昨晚我睡不着，今天一整天我都没法教学，因为我知道你在为自己招来远远要比被列上黑名单恐怖的事之前是不会住手的。有一天黑名单的事会结束。这个国家甚至可能会对受到你这样对待的人作出赔偿，可是如果你因谋杀罪入了狱……艾拉，你在想什么?’

“我又花了半个晚上才搞明白，他最终告诉了我，我说，‘我要叫医院的医生来，艾拉。我要拿到法院指令。这次我要让你永远关进去。我会保证让你余生都作为精神病人关在医院里。’

“他要勒死她。还有她女儿。他要用从竖琴上取下来的琴弦勒死她们两个。他有割线器。他是说真的。他要把琴弦割下来，绕在她们的脖子上，把她们两个勒死。

“那天的次日清晨，我带着那个割线器回到纽瓦克。然而事情是没有希望的了，我知道这点。放学后我回到家，跟多丽丝讲了发生的事，就在那时我跟她讲了那件谋杀案。我告诉她，‘我该让他们把他关起来的。我应该把他交给警察，让法律做主的。’我告诉她早晨我离开他时对他说，‘艾拉，她得和她那个女儿共同生活。那就是对她的惩罚，可怕的惩罚，是她自找的。’艾拉笑了。‘当然，是可怕的惩罚，’他说道，‘但是还不够可怕。’

“我和弟弟相处这么多年，那是我第一次崩溃。把一切都告诉了多丽丝，然后崩溃了。我对她说的是认真的。出于一种曲解了的忠诚意识，我已经做下了错事。我看到弟弟浑身是血，我把他带上了车，那时我二十二岁，我做了错事。而现在，因为时移事易他自会去雪耻，艾拉要杀了伊夫·弗雷姆。剩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伊夫，告诉她离开城市，带上西尔菲德。可是我不能。我不能去找她和她的女儿，然后说，‘我弟弟准备复仇了，你最好藏起来吧。’

“我被击败了。我这辈子都在教自己面对非理性保持理性，教授我喜欢称为警醒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我自己，我的学生，我的女儿，还试着要教给我的弟弟。我已经失败了。使艾拉去除艾拉的特性是做不到的。面对非理性保持理性也做不到。在1929年我已经证实了这点。如今是1952年，我四十五岁了，仿佛这之间的那么多年都没有什么意义。我弟弟还是满身力气，满腔的怒火，又要杀人，我又要做一次包庇犯。发生过的一切——他做过的一切，我们都做过的一切——以后，他又要跨越这道界线。”

“我把这个告诉多丽丝以后，她坐上车，开到了锌镇。多丽丝接手了。她有那种权威。她回来后说，‘他谁都不会杀了。不要以为，’她说道，‘我不想要他杀死她。不过他是不会做了。’‘那他会做什么?’‘我们谈成了一个解决方案。他会去看他的伙计们。’‘那是什么意思?’‘他要找一些朋友帮忙。’‘你说什么?你不是说匪徒吧。’‘我说的是记者。他的记者朋友。他们会毁了她的。你别管艾拉。我来管艾拉。’

“他为何会听多丽丝的而不是我?她是怎么说服他的?谁知道为什么?多丽丝有办法对付他。多丽丝有她自己的智慧，我把他交给了她。”

“这些记者都是谁呢?”我问道。

“政治上同路的记者，”默里说。“有很多。欣赏他这个属于人民的有真诚修养的人。艾拉在这些人这里很有影响，因为他有劳动阶级的背景。也是因为他在工会的斗争。他们常到那家里，参加那些晚会。”

“他们做了吗?”

“他们把伊夫撕成了碎片。他们做了，确实。他们指出她整本书是如何捏造出来的。指出艾拉从未当过共产党。他与共产党毫无关系。而共产党渗透广播界的阴谋则是一派离奇的谎言。这没有动摇乔·麦卡锡、理查德·尼克松或是布赖登·格兰特的信心，但是可以也将会在纽约娱乐界毁掉伊夫。那是个极端自由主义的世界。想想那场面吧。每个记者都来找她，把她说的每个单词都记在笔记本里，再写在所有的报纸上。纽约广播界的大间谍团伙。其头目就是她丈夫。美国军团指责她，要她给他们写信。一个叫基督教十字军的组织指责她，那是个反共产主义的宗教团体。他们在他们的月刊杂志上转载了那本书里的章节。《星期六晚邮报》上有篇赞美她的报道。《读者文摘》缩选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是他们喜欢的那些东西，这和《邮报》一起让艾拉出现在美国所有的医生和牙医的候诊室里。人人都想她和他们讲话。人人都想和她讲话，不过后来时光飞逝，就不再有记者和人买这本书，渐渐地也没人要和她讲话了。

“一开始没人质疑她。这位知名女演员外表如此纤细，以这样的不幸登场只为了把书卖出去，他们不怀疑她的水平。弗雷姆的轶闻没有激起人最好的思维。是党命令他娶她的吗?那是他做共产党员的牺牲吗?就连这个他们也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任何使生命脱去其不和谐、其无意义和其杂乱的偶然性的事情，这反而使生命简单化，以此将一切一致起来——但也将之误解了。共产党就命令他去做这样的事。每件事都是党的阴谋。好像艾拉缺乏独自犯下那个过错的能力。好像艾拉需要共产国际来帮他计划一场不良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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