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被搬运了很多次、已经陈旧不堪的锡质文件箱保存在查林十字街的考克斯有限公司的银行保管库里，上面刻着我的名字：约翰·华生，医学博士，曾隶属印度部队。箱子里满满地塞着纸张，记录的差不多都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在各个时期侦查过的案子。其中却还有一些未曾侦破成功的案件，这些案子因为没有结局而无法加以叙述。也许对于研究者来说，没有结局的疑难问题是有意思的，但在一般读者看来就不免枯燥无味了。这一类中有詹姆斯·菲利莫尔案，这位先生只是回到自己的家中取雨伞，就从世界上消失了。还有这样的一个案子，有一艘阿丽西亚号的小汽艇，一个春天的早晨它驶入了一小团雾气中后就不见了，再也没有船上人的消息。还有伊萨多拉·伯桑诺案，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名的记者和决斗者，突然有一天彻底精神失常了，两眼瞪着一个装有一个奇怪的无名肉虫的火柴盒。除了这些，还有一些与某些家族隐私有关的案件，一旦公开出版会使许多上流社会的人产生恐慌。这种泄露秘密的事我是绝不会干的，这也不必多说。因为我的朋友现在有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如今就可以清理出这些旧记录并加以销毁了。此外，还有不少案卷都有不同程度的趣味，我本来也可以将其编辑出版，然而我想，读物太多可能会使我特别尊重的那个人的名誉受到影响，所以没有整理。在这些案子中，我曾参与过一些，可以说是目击证人；还有些我没参与过，或者只是稍稍过问过，因此只能以第三者的身份叙述。下面叙述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那件事发生在十月，一天早晨狂风大作，我在起床穿衣时亲眼看到狂风将后院里挺然立着的那棵法国梧桐所剩不多的树叶卷去。我到楼下去吃早餐，想到我朋友，认为他一定正郁郁寡欢，这就像所有的伟大艺术家一样，环境很容易影响到他的心情。然而我想错了，他都快吃完早餐了，而且心情十分愉快，表现出他高兴时特有的那种略有不祥的雀跃之情。

“有要办的案子了吧，福尔摩斯？”我问。

“推论法都有一定的传染性的，华生，”他对我说，“推论也被你用来研究我的秘密了。是的，是有案子了。琐事和停滞无为的生活已经持续一个月了，车轮又转起来了。”

“我可以参加吗？”

“可参加的行动没有多少，不过我们可以共同讨论，等你先把新厨子给咱们煮老了的鸡蛋吃掉再说。不能说鸡蛋的火候和我昨天看见的前厅桌上的那本《家庭》杂志没有一点儿关系。即便是煮鸡蛋这类小事情，对诸如计算时间这样的注意力也有要求，而这一点与那本优良杂志上的恋爱故事有矛盾。”

十五分钟后，桌子撤了，我们相对坐在那里。他把一封信从口袋里掏了出来。

“金矿大王奈尔·吉布森这个人你听说过吧？”他问我。

“你说的是那个美国参议员？”

“对，他曾当选西部某州的参议员，但更广为人知的是他是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巨头。”

“这个人我有耳闻。他不是还在英国住了不少日子吗？大家都熟悉他的名字。”

“就是，五年前，他在汉普郡买了一个挺大的农庄。他妻子惨死的事大概你已经听说了吧？”

“我想起来了。他就是因此成为新闻人物的。细节我就不清楚了。”

“这个案子找到我头上也出乎我的意料，早知道的话我应该已经把摘要弄好了，”他用手指了指椅子上的一沓儿纸。“事实上，这个案子虽然轰动一时，但在情节方面却简单清楚。被告虽说有动人的性格，却也无法掩盖确凿的证据。验尸陪审团持这种观点，和警察法庭起诉的观点一致。如今，这个案子已经移交温切斯特巡回法庭审理了。我担心接了这个案子费力不讨好。我可以发现事实，却不能改变它。如果找不到全新的、意外的事实，我的主顾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主顾，是谁？”

“嗯，我忘了和你说。华生，你那种倒叙的糊涂习惯也传染给我了。你先看一下这封信。”

这是一封笔迹粗犷的手札，内容是：

克拉里奇饭店10月3日

福尔摩斯先生大鉴：

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就要走向死亡，我不能不尽我的全力去援救她。我无法作任何解释，也不打算解释，但我真的知道邓巴小姐是无罪的。事实经过你是知道的，但谁又不知道呢？这件事已经成了全国的新闻，但站出来为她说话的人却一个都没有。我正是由于这种不公快要发疯了。这个女人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甚至不忍心去杀死一只苍蝇。明日十一时我将来访，不知你能不能在黑暗中找到光明。也许我知道某些线索，但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它。但无论如何，我所知道的全部，我所有的全部，我完整的生命，都愿为你所用，只希望你能救救她。发挥出你的全部能力来办这个案子吧。

奈尔·吉布森谨启

“你看，信的内容就是这样，”福尔摩斯敲出了他早餐后抽完的一斗烟灰，又把一斗烟丝慢慢地装上。“我正在等候的就是这位先生。在情节方面，你已经来不及阅读这么多报纸了，假如你在逻辑方面对这个案子感兴趣，我就为你作个简短的说明。在我看来，这个人是世界上金融巨头中最有势力的，但也最暴躁和最令人畏惧。他的妻子，就牺牲在这次悲剧中。关于她的情况，我知道的只是她已过壮年，而且因为家中为两个孩子请了一位年轻可爱的家庭女教师，女主人的色衰对于她来说就是更为不利的事情了。主角就是这三个人，一所古老的庄园宅邸是事情发生的地点，那儿以前是英国政治历史的中心。悲剧的经过是：人们在离宅子近半英里的园地上发现了女主人，她的头被一颗手枪子弹打穿了。那是一个夜晚，她穿着晚礼服，披着披肩。人们没有在附近发现凶器，现场也找不到一点儿谋杀的线索。身边没有凶器，这一点需要注意，华生。谋杀似乎发生在夜晚，护林人员在十一点发现了尸体，警察和医生在尸体被抬回家之前也检验过。这样说也许过于简短，你能明白吗？”

“情况很清楚。但为什么对女教师产生了怀疑？”

“首先，证据很确凿。在衣橱的底板上面，她发现了一支开过一枪的手枪，和尸体内子弹所属于的枪口径一样。”这时，他双眼直视，将字音拉长了重复道：“在她衣橱的底板上。”然后他不说话了。我能看出一条思绪在他脑中活跃了起来，不能鲁莽地打断他。他又醒转了过来。“没错，华生，既然发现了手枪，就能定罪了，对吗？两个陪审团是这样的看法。还有，在死者身上发现了一个纸条，约她到桥头见面，署的是女教师的名字。如何？这回动机就清楚了。吉布森参议员这个男子很有吸引力。一旦他妻子死了，有希望继承她的，除了这位在各种材料中都表现得早已得到主人急切青睐的年轻女士外，还会有谁呢？爱情、财产、地位，这一切都由一个中年女人的死来决定。恶毒，太恶毒了！”

“就是这样，福尔摩斯。”

“还有，她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相反，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在事情快发生时到过雷神桥——就是发生悲剧的地方。她否认不了，因为有村民在路过时看见她在那个地方。”

“这么说似乎可以定案了。”

“不过，华生，我是说不过，这是一座很宽的石桥，有石栏杆，它从一湾又深又长、岸边长着芦苇的池塘最狭部上方横跨过来。湖名是雷神湖。尸体躺在桥头。基本事实就是这样。我看咱们的主顾已经到了，和约定的时间相比早了许多。”

毕利已经把门打开了，但他却通报了一个意外的名字。我们与马洛·贝茨先生都不相识。他这个人很瘦，也有些神经质，目光中满是惊恐，行为急促而犹疑。在我这个医生的眼中，这个人已经处在神经崩溃的边缘了。

“你过于激动了，贝茨先生，”福尔摩斯说。“请坐下说吧。我和你只能谈一小会儿，因为十一点钟我还有个约会。”

“这我知道，”这位先生一边喘一边说，上气不接下气地迸出短短的句子。“我的雇主吉布森先生就要到了，我在他的农庄当经理。福尔摩斯先生，他可是个恶霸，是个大恶霸啊！”

“你说得太重了，贝茨先生。”

“我只能这么说，时间不多。我在这儿的事绝不能让他发现。他马上就到了。但我没有能够早来的条件。弗格森先生，也就是他的秘书，今天早上才把他约你谈话的事告诉我。”

“你的职务是他的经理？”

“我已经向他辞职了。一两个星期以后我就逃离他的奴役了。他这个人很冷酷，对任何人都是。他只是为了掩饰他的罪恶勾当才捐款给慈善事业，但主要牺牲品是他的妻子。他很残酷地对待她，很残酷！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但我能确定他让她生活得悲惨绝望。她来自热带，是巴西人，这你自然知道。”

“这我倒没听说。”

“生在热带，性格也是热带的。她是炎热和激情之女，并以这种热情来爱他，不过当她身上的魅力渐渐退去——据说她原本十分美丽，她就彻底失去了他的宠幸。她得到了我们大家的喜爱和同情，我们都恨他那样残酷地对她。但他十分狡猾，能说会道。我要对你说的就是这些。不要信他那些花言巧语，他肚子里还藏着更坏的东西。我走了。别！别留我！他快到了。”

客人神情惊恐，看了一眼钟表后就向门外跑去。

“你看这事儿！看这事儿！”停了一会儿后，福尔摩斯说道，“看起来吉布森先生的员工很忠诚，不过警告还是有效果的。这会儿就等本人来了。”

到十一点整时，楼梯上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这位闻名一时的百万富翁进到了屋中。只看了一眼，我不但对他的经理表现出来的恐怖和憎恶有所理解，也对他的无数企业对手诅咒他不再感到意外。假如我是一个想塑造一个典型的成功企业家的雕塑家，希望塑造出的人物具有钢铁意志和铁石心肠，那么奈尔·吉布森先生就是我必选的模特儿。他身材高大、瘦骨嶙峋，让人感到这个人很贪婪。用卑下来替换亚伯拉罕·林肯之像的高贵之处，和他就有几分像了。他的脸好像是用花岗石雕成的崎岖不平的头像，显得冷酷无情，上面有深深的皱纹和累累的伤痕，似乎很生气。他那浓眉下面闪烁着精明又冰冷的灰眼睛，来回地打量着我们俩。当福尔摩斯把我的名字说出来时，他微微地鞠了一躬，然后神色威严镇定地拉过一把椅子，正对着我的朋友坐下去，两个人的膝盖差一点儿就碰到一起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就直说了吧，”他说，“我对办这个案子的费用绝不计较。你可以把钞票当成火把来烧，如果你需要用这种方式照亮真理。这个女子真的很无辜，她的罪名必须得到洗刷，你要承担起这个责任。费用你说吧。”

“在业务报酬方面，我有固定数额，”福尔摩斯语气有点儿冷淡，“我从来不会变更，除了有时不收。”

“那么，如果你觉得金钱无所谓，就请你考虑成名的希望吧。假如你将这个案子办成了，全英国和全美国的报纸都会对你大加称赞。在这两大洲你都会成为新闻人物。”

“谢了，吉布森先生，可是我并不需要这种称赞。或许你会觉得奇怪，我更愿意工作时不露姓名。我只是对问题本身感兴趣。不谈这些浪费时间的话题了，讲讲事实吧。”

“在我看来，要点在报纸上都已经讲过了，恐怕我也没有什么新的能帮上你。不过，如果你有什么要我阐明的情况，我可以为你解答。”

“这种问题，只有一个。”

“什么？”

“你和邓巴小姐的实际关系。”

金矿大王吃了一惊，差点儿从椅子上站起来。不过很快，他又恢复了他的镇定。

“我想，你有权利，甚至有职责问这个问题，福尔摩斯先生。”

“你这个想法很正确。”

“那我愿意对你保证，我们之间纯粹是雇主与一个只有在孩子的面前才和她讲过话的青年女教师的关系。”

坐在椅子上的福尔摩斯站了起来。

“我忙得很，吉布森先生，”他说，“对不着边际的谈话，我没有时间也不感兴趣。再见吧。”

客人听后站了起来，他的身体硕大而松弛，居高临下地看着福尔摩斯。怒火在他那毛茸茸的眉毛下闪烁着，红晕出现在他灰黄色的两颊。

“什么意思，福尔摩斯先生？你是不想接手我的案子吗？”

“关于这一点，至少我不接受你本人。我认为我已经说清楚了。”

“很清楚，但有什么言外之意？要更多的钱？怕难？还是其他什么？你应该给我个解释。”

“也许应该吧，”福尔摩斯说，“我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案子的复杂程度已经很高了，如果再加上错误报告事实只能更加困难。”

“你说我对你说谎了？”

“我尽可能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表达了我的意思，假如你一定要使用那个动词表达这个意思，就用吧。”

这时我跳了起来，因为我看到这位富翁脸上的表情无比凶残，还把他那巨大的拳头举了起来。福尔摩斯却一副懒洋洋的样子，笑着去拿烟斗。

“别吵，吉布森先生。我觉得在早餐后的小口角对消化很不利。我想，你可以到外面散散步，找个安静的地方思考一下，这很有好处。”

费了很大的力气，金矿大王才把他的怒火压了下去。我不得不对他的自制力表示赞赏，他的盛怒之焰转眼之间就转为了冷漠的表情。

“好吧，您自便吧。你懂得如何处理自己的业务。我不强迫你办这个案子。不过你今天的做法对你没什么好处。福尔摩斯先生，比你强大的人我也击败过。和我作对的人得不到好下场。”

“对我说过这种话的人有很多，可我仍然是我，”福尔摩斯面带微笑，“好吧，再见，吉布森先生。你还需要学很多东西。”

客人走了出去，门发出了砰的一声。福尔摩斯却吸着烟，显得无动于衷，望着天花板出神。

“你有什么看法，华生？”他终于说话了。

“这个呀，说实话，如果想到他这个人很无情，会扫除自己路上的一切障碍物，而他的妻子可能正是这个障碍物或他不喜欢的人，就像贝茨先生在刚才直截了当地对咱们说的，那么……”

“是的，我也这么想。”

“但他和女教师有什么关系，你又是怎么发现的？”

“试探一下，华生，这是诈。我想到他那封信是用激烈且不正常的调子写的，和他能够不动声色地自制有所不同，他明显动了感情，但这感情是因为被告而不是因为死者。如果要查明真相，就一定要查明三个人的关系。你看在我用单刀直入法时，他应对得多么镇定。后来我诈他，让他感到似乎我绝对肯定地知道，而实际上我只是非常怀疑。”

“他也许还会回来吧？”

“绝对会回来。我敢肯定。他不会就此罢手。听！门铃又响了！这是他的脚步声。啊，吉布森先生，我刚刚和华生说你还会来的。”

这次，金矿大王的神色和走时相比安静多了。他那愤然的眼中还显示出受了伤的骄傲，但他通过常识和理智明白了，只有让步才能达到目的。

“我又仔细想了想，福尔摩斯先生，我觉得刚才因为鲁莽误会了你的意思。你有了解事实的理由，不论事实是怎样的，我深信这一点。不过我可以对你说实话，这个案子和我与邓巴小姐的关系没有关系。”

“这个决定权在我，对吧？”

“没错，我也这样认为。你就像一位外科医生，你要掌握一切症状后才能下诊断。”

“就是这样。完全正确。如果一个病人对医生隐瞒自己的病情，他一定有其他目的。”

“也许如此吧，不过你应该承认，福尔摩斯先生，在别人不客气地问一个人他与某女人的关系怎样时，大部分人都会心存戒备，特别是有真感情的时候。每个人心灵的深处都有一些私人的保留，不希望有外人闯入。你就突然冲进来了。当然你的目的很好，是要拯救她，应该得到原谅。墙既然已被推倒，露出了里面藏的东西，你就看吧。你要问什么？”

“事实。”

金矿大王迟疑了一下，看得出他正在整理思绪。他的脸原本就冷酷而布满深纹，这下更忧郁阴沉了。

“我可以对你长话短说，”他终于开口了，“有些事情说起来让人痛苦又难于启齿。我就挑必要的说吧。我当年在巴西淘金的时候遇见了我妻子。玛丽亚·品脱的父亲是一位马诺斯官员，她很漂亮。那时我还是一个青年，充满热情，但就算今天冷静地想想，她当时的美也是稀有的。她有着深沉丰富的性格，热情、坚贞、易冲动等热带气质，这完全不同于我所熟悉的美国妇女。直接说吧，我爱上了她，并和她结了婚。当浪漫的诗意过去的那天——这个过程用了几年的时间，我才明白我们之间不存在共同的东西，完全不存在。我的爱不再热烈，假如她也一样就好办了。不过你了解女人的身上有奇迹啊！不论我怎么做，她对我的感情都不受影响。我之所以冷淡地对她，甚至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残酷地对她，原因是我认为如能破坏她的爱或让她恨我，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但一点儿用都没有，她依然深爱着我，不论是在英国森林中还是在二十年前的亚马孙河岸，都一样。我用尽了能想到的办法，她还是那样崇拜我。

“后来，邓巴小姐来了。她看到了招聘广告，应聘成了我们孩子的家庭教师。也许你也在报纸上看过她的照片。她也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很美的女人。我不想假装自己比别人高尚，我承认和这样一个女子生活在一座房子中，经常相见，对她不发生强烈的感情是不可能的。你会批评我吗，福尔摩斯先生？”

“你这样想我不怪你，但你若这样对她表白，我就会批评你，因为她可以说生活在你的保护之下。”

“大概是这样，”这位富翁说，但听到责备后，他的眼睛又暂时闪现出原来的怒火。“我不假装我比别人要高尚。恐怕我这一生都是一个想要什么时伸手就可以取到的人，而爱这个女人，占有她就是我最需要的。我也如此对她说了。”

“嗯，你这样做了，对不对？”

当福尔摩斯动了感情时，样子很令人害怕。

“我对她说，如果可以，我一定要娶她，但这并不由我决定。对于钱我不在乎，我愿意做所有让她快乐舒适的事情。”

“很慷慨。”福尔摩斯的语气中带着讥讽。

“真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来这儿是向你请教探案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也不是接受你的训斥的。”

“我愿意接管这个案子也只不过是看这位年轻女士的分儿，”福尔摩斯声音严厉起来。“我认为与你所承认干了的事相比，她被指控的罪状绝不会更糟，你企图把一个寄你篱下的女子毁掉。就应该让你们这样的有钱人受点儿教训，让你们知道你们并不能收买所有的人从而使罪过得到宽恕。”

出乎我的意料，金矿大王居然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这个训斥。

“我自己现在也感觉是这样。我感谢上帝，因为我的计谋没能实现。她坚决不答应，当即就想辞职回家。”

“怎么又没走呢？”

“这个，首先她还要养活别人，她特别不忍心放弃职业而不管他们。我向她赌咒发誓，绝不再破坏她的安宁，她才同意留了下来。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她知道自己对我的影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影响都更有力。她要利用这种影响力做一些好的事情。”

“什么事？”

“这个，她对我的事业有一些了解。福尔摩斯先生，那事业非常庞大，其庞大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我可以兴建或者破坏，而通常我会去破坏。不仅让个人毁灭，还让集团、城市，甚至国家毁灭。企业间的斗争十分残酷，弱者就会失败。我是竭尽全力的，绝不叫痛，别人叫痛时我也绝不在乎。但她的看法并不是这样，我觉得她很正确。她深信一个人不应该以一千个人破产饥饿为基础而建立自己的额外财富。这是她的看法，我认为她能看到超越金钱的更长久的东西。她觉得我会听她的话，她相信影响我的行为可以做点对公众有益的事。于是她放弃离开留了下来。后来，这件事就发生了。”

“你能对这件事作个解释吗？”

金矿大王略有停顿，双手捧腮，陷入了沉思。

“不可否认，这对她极为不利。确实，女人也有她们内心的生活，男人无法理解。最初，刚一出事时我十分吃惊，我简直觉得她是因为过分激动而彻底违反了本性。我想到了一个解释，现在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无论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显然，我妻子这个女人拥有极端的妒忌。世界上存在着一种精神关系上的妒忌，与肉体关系的妒忌相比它更为可怕。尽管妒忌我和女教师的关系对我妻子来说没有理由，我觉得她也知道这一点，她确实能看出我的思想和行动。这位姑娘有一种影响力，而她从来都不曾拥有。虽然这种影响是好的，但仍然无济于事。她发疯地恨她，她的血液始终有亚马孙悍妇的成分。也许她企图谋杀邓巴小姐，也可能是用枪威胁她离开。发生扭打的可能还是有的，枪走了火，持枪的人反而被打死了。”

“我早就想到过这种可能，”福尔摩斯说。“可以说，只有这种解释可以否定蓄意谋杀的存在。”

“但她说绝对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否认不等于证据，对吧？人们能够理解，一个身处如此可怕的环境的女人也许会迷迷糊糊地回了家，手中还有枪。她甚至会把枪与衣服扔在一块儿，自己却没有注意。如果枪被查了出来，她可能希望通过否认了事，因为如何解释都讲不清。你有什么办法推翻这个假设呢？”

“邓巴本人。”

“大概可以吧。”

福尔摩斯看了一眼表。“我相信今天上午我们就可以得到必要的许可证，并能够乘晚车去温切斯特。在我和这位年轻女士见过面以后，我在这件事情上对你发挥的作用很可能更大，虽然无法保证得出你预想的结论。”

事情在取得官方许可时被耽搁了些时间，当天没能赶到温切斯特，而是前往汉普郡的奈尔·吉布森先生的庄园雷神湖地区。他没有亲自陪同，但他把萨金特·科文特里警官的地址告诉了我们，他是地方警察，负责最初查验现场的工作。这个人又高又瘦，有着苍白的肤色，神态中略带诡秘，让人觉得他似乎知道许多情况却又不敢说出来。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突然放低声音，仿佛事情十分重要，但实际上都是很平常的话。不过透过这些表面的毛病，很快就让人看出他既正派又诚实，并没有傲慢到否认能力不足并需要帮助的地步。

“不管怎么说，我宁愿你来也不想让苏格兰场来人，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如果警场插手了，即使成功也没有地方警察的荣誉，但失败就会埋怨地方警察。而据说你很公平。”

“我连名都不署，”福尔摩斯告诉把心放下了的忧郁的警官，“即使我把疑难解决了，也不会有提我名字的要求。”

“可以肯定，你很大度。我还知道你的朋友华生先生也是个诚实的人。福尔摩斯先生，那么就让咱们往那地方走，同时我还要提个问题。我只和你一个人说。”他四处张望着，似乎不敢说。“你不觉得这案子或许对吉布森先生本人不利吗？”

“这点我考虑过了。”

“你和邓巴小姐没有见过面。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她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他很可能觉得他妻子妨碍了他。而这些美国人和咱们英国人相比更容易动用手枪。那手枪是他的。”

“能证实这一点吗？”

“能，那手枪有一对儿，那是其中的一支。”

“一对儿中的一支吗？那么另一支在什么地方？”

“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武器。与这支完全一样的并没找到，然而枪匣是用来装一对儿枪的。”

“如果确实是一对儿中的一支，另一支也总可以找到吧。”

“枪已经被我们摆在他家里了，你可以去那儿看看。”

“有机会再说吧。我们还是先去现场看看吧。”

上面叙述的对话发生在警官的小屋里，这个屋子已成了地方的警察站。从这里出发走上半英里，也可以说从秋风瑟瑟、被凋落了的金黄色羊齿植物铺满的草原上走过，通往雷神湖的篱笆门就出现在面前了。再顺着雉鸡禁猎地的一条小路，走到一块空地，我们就来到土丘顶上那座曲折的、半木结构的住宅跟前儿了，它的风格一半是都德朝的，另一半是乔治朝的。有一个狭长而长满芦苇的小湖位于我们侧面，湖最窄的部分是中心。沿着一座石桥，马车路从湖面穿过，一些小池沼分布在湖的两侧。到桥头后，警官停了下来，向地面指去：

“吉布森太太的尸体就躺在这儿。”

“你到这儿的时候尸体还没被移动吗？”

“是这样，他们很及时地找到了我。”

“找你的是谁？”

“就是吉布森先生。在有人惊呼出事以后，他和别人同时跑出了宅子，他要求在警察还没到时不许移动任何一件东西。”

“这样做很明智。我在报纸上看到，枪是在近旁打的。”

“的确，近得很。”

“在右太阳穴附近吗？”

“就在太阳穴旁。”

“尸体是如何倒下的？”

“仰面。看不出经过角斗和挣扎，一点儿痕迹都没有。没有凶器。邓巴小姐给她的便条还攥在她的左手里。”

“你是说攥在手里？”

“没错，弄开她的手指是很困难的。”

“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这就把死后有人放条子做伪证的可能性排除了。另外，我记得条子上很简短地写道：

‘我会在九时到雷神桥。格·邓巴’，是不是？”

“对，福尔摩斯先生。”

“邓巴小姐承认字条是她写的吗？”

“她承认了，是这样的。”

“她对这件事如何解释？”

“她准备在巡回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她暂时什么也没说。”

“这个案子很是耐人寻味。便条的含意很难弄清。”

“然而，”警官说，“如果我可以说一下自己的意见，那么我觉得在整个案情中，唯一清楚的就是便条的含意。”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暂时假设条子确实出自她的手，它自然是在一两个小时前被收到的。不过，死者为什么要把条子攥在手里呢？她总没有必要在去见面的路上看条子吧？这难道不奇怪吗？”

“听了你的话，我也确实感到有点儿奇怪。”

“我应该坐下来静静地思考一下，”他说完就在石栏杆上坐了下来。我发现他那灰眼睛警觉地到处瞧着。突然，他跳了起来，跑到对面栏杆前，用放大镜仔细地看石头。

“奇怪。”他说。

“是的，我们也发现了栏杆上有凿痕。我觉得这或许是过路人凿的。”

灰色的石头，却被凿出了白色的缺口，大小也只与六便士硬币相当。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像是受到了猛击。

“只有很猛的撞击才能凿出这种效果，”福尔摩斯边说边沉思着。他拿起手杖用力地敲了敲石栏，一点儿痕迹都没有留下。“果然是经过猛击的，并且所凿的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并不是靠上方，而是位于栏杆下方。”

“不过这里与尸体的距离至少有十五英尺。”

“这倒是，有十五英尺远。也许与本案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但仍然值得注意。好吧，这里可看的也没什么了。你说这一带没有脚印吗？”

“地面硬得就像铁板，福尔摩斯先生。一点儿痕迹都没有。”

“那么我们就走吧。先去宅子里，看一下你说的那些武器。然后再去温切斯特，我打算先和邓巴小姐见一面。”

吉布森先生尚未归来，我们来到他家后见到了上午到我们那拜访过的有些神经质的贝茨先生。他把他雇主的那些可怕地排列着的各式各样的武器展示给我们，并且带着一种邪恶的意味，这些都是主人在一生中冒着风险积累下来的。

“吉布森先生有不少敌人，这一点，所有了解他的性格和作风的人都清楚，”他说。“他每天睡觉时都要把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放在床头抽屉里。他为人狂暴，我们大家有时候都很怕他。已经去世的这位夫人经常被他吓坏。”

“你见过他动手打她吗？”

“这个我不敢说。但他说过残暴程度几乎一样的话，已经和动手差不多了。他用的是侮辱性的词语，甚至就在用人的面前说了出来。”

“在私人生活方面，这位金矿大王似乎并不很高明，”在我们走向车站时，福尔摩斯说。“你看，华生，咱们掌握的事实挺多了，还有的属于新发现，但我仍然不能下结论。虽然明显可以看出贝茨先生讨厌他的东家，但我却从他那里得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发现出事时主人一定在书房中。晚餐结束时是八点半，一切到那时为止都还正常。当然是夜里才发现出事的，不过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写在条子上的那个时刻。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吉布森先生自下午五时从城里回来后曾去过户外。相反，邓巴小姐承认曾与吉布森太太约定在桥边见面。此外的任何情况她都不肯说，因为她听从了律师的劝告，将自己的辩护保留起来等待开庭。我需要问她几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见不到她我就不能放心。我必须承认，此案对她是十分不利的，只有一点除外。”

“哪一点，福尔摩斯？”

“就是发现了她衣橱中的手枪。”

“什么？”我吃了一惊，“我还以为这个证据是最不利的呢！”

“不。我第一次读到这一点时就感到奇怪了，在对案情渐渐熟悉之后，我觉得这个依据是唯一能站住脚的。我们不需要自相矛盾，只要自相矛盾就一定有毛病。”

“你的意思我不大懂。”

“那好，华生，就设想你是一个女人，正在预谋要杀掉一个情敌。你作好了计划，写了一张纸条。对方来了。你拿起手枪采取了行动。动作干得很利落。难道这么巧的案子你都做了，竟会在之后做出如此不符合一个伶俐凶手身份的蠢事，不为了灭迹把手枪扔到身边的苇塘里，反而在明知衣橱是第一个将受到搜查的地方，却十分小心地带着枪回到家中放到那里？我说，华生，大概对你有所了解的人不会认为你很有心眼儿，但即便如此你也不会做那么蠢的事吧。”

“一时感情冲动也是可能的——”

“不，不，我相信没有那样的可能。如果事先作好了犯罪策划，也必先作好了销赃灭迹的策划。因此，我认为咱们有一个错觉，还很严重。”

“你的这种观点必须要能解决众多疑问。”

“是的，我们当然要把它解决掉。当你的观点发生转变时，最不利的证据也可以变成线索引出真相。就说手枪吧，邓巴小姐自己说对此根本一无所知。按咱们的设想可以推出这是实话。于是，是别人将手枪放进了她的衣橱。那个人是谁呢？就是栽赃给她的人。那么犯罪的不就是那个人吗？你看，这下咱们就找到了一条有很大希望的线索。”

因为手续还没有办好，我们那天晚上只能在温切斯特过夜。第二天一早，乔埃斯·卡明斯先生——那位崭露头角的承担辩护的律师，陪同获得准许的我们到监狱里见了邓巴小姐。关于她的传闻已经听了太多了，我作好了去见一位美人的准备，她也给了我难以忘怀的印象。那位让人害怕的金矿大王也从她身上发现了比他自己更强有力的东西——能够对他制约和指导的东西，这并不奇怪。她的脸强而有力，眉目清晰却极其敏感，如果你注意看，会觉得虽然她也可以一时冲动，但她内在有一种高贵性，总会让她在好的方向影响别人。她有着浅黑的肤色、修长的身材、超俗的体态和端庄的神情。然而，却有一种无助而哀婉的表情藏在她那双黑眼睛里，就像被追赶的野兽感到四面都是罗网而无处逃生一样。当她得知是有名的福尔摩斯来到这里看她和帮助她时，一丝血色在她那苍白的双颊上泛起，一丝希望的光彩闪现在她那投向我们的目光中。

“也许奈尔·吉布森先生已经把我们之间的一些情况对您讲过了？”她声音很低，也很激动。

“是这样，”福尔摩斯说，“那些不好说的情况你就不必再讲了。见到你，我相信了吉布森先生的话，包括你对他的影响以及你们之间纯洁的关系。不过，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在法庭上说清楚呢？”

“我原本以为指控没有成立的可能。所以我想只要我们有耐心，多等，真相就会大白，把那些难于启齿的家庭内部细节讲出来是没有必要的。现在才知道，真相没有大白，事情却更严重了。”

“我的小姐，”福尔摩斯声音很大，看样子很着急，“我请你一定不要对这点抱任何的幻想，卡明斯先生可以让你明确知道，所有情况对我们来说都很不利，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才有获胜的可能。如果硬要否定你正处在极大的危险中，那种自欺欺人真是太严重了。请你尽最大的努力帮助我，让我能把真相搞清楚吧。”

“任何情况我都绝不会掩饰。”

“那就把你和吉布森太太的关系讲讲吧。”

“她很恨我，福尔摩斯先生。她在恨我时用上了她全部的热带性格。她这个人做事彻底，她多么爱她丈夫，也就多么恨我。也许她对我和他的关系有些误会。对她不公平的话我不愿去讲，但我认为她那强烈的爱只体现在肉体上，因此我和她丈夫在理智上乃至精神上的关系对于她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而我之所以留下来，只是为了能对他的强大力量施加好的影响，这一点她无法想到。现在我已经看到自己错在哪儿了，我没有留下来的资格，因为我让别人变得不快乐。尽管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离开了也无法阻止这种不快乐。”

“邓巴小姐，”福尔摩斯说，“请你把那天事件的经过准确地讲给我听。”

“我可以告诉你我所知的真相，但我无法证实它，还有些另外的情况——最重要的情况，我既不能解释也想不出解释的办法。”

“你只需要说清事实真相，也许有人能够解释。”

“那好，那天晚上我之所以去雷神桥，是因为我在上午收到了吉布森太太的一个条子。条子就在我给孩子上课的那间屋子的桌子上放着，也许是她亲自放的。条子的内容是她让我晚饭后去桥头，等她来和我说重要的事。她还说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让我把回信放在花园日晷上。我不明白保密的原因，但在做时还是听从了她，同意去约会。她还让我把她的条子烧掉，我也在课室的壁炉里烧掉了它。她十分害怕她丈夫，他有时对她很粗暴，为这事我常批评他，所以我只是觉得她的做法是为了不让他发现。”

“可是她却把你的条子很小心地留下了？”

“是的。我很奇怪，因为听说她死的时候那个条子还在她手里。”

“接下来呢？”

“我按约定的时间到了雷神桥，那时她已经在等着我了。直到那时候，我才了解到这个可怜的人对我是多么痛恨。她好像发疯了，我认为她就是疯子，就像精神病患者常常表现的那样，有着虚幻自欺的特异功能。否则，她是如何做到心里对我如此之仇恨却又每天和我淡然相处呢？我不想把她说的话重复一遍。她把全部的狂怒和仇恨用最吓人最疯狂的语言倾泻出来。我没回答一个字，因为说不出话。她的样子简直叫人没法儿看。我用手把耳朵堵住然后转身就跑。就在我离开时，她还在那里站着并对我狂呼乱骂，就在桥头那儿。”

“就是后来她被发现的地方？”

“离那儿只有几米远。”

“然而，如果她在你离开后不久就死了，你就没有听见枪声吗？”

“没有。但是说实话，福尔摩斯先生，她的叫骂弄得我在精神上十分厌烦，我一口气跑回了自己的屋子，没有留心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你说你回到了自己的屋子。第二天早晨之前你又出过屋子吗？”

“出去过，听到了出事的消息，我就跟着别人跑出去看了。”

“你在那时看到吉布森先生没有？”

“看到了，他那时刚从桥头回来。他叫人去把医生和警察请来。”

“你感觉他在精神上有震动吗？”

“吉布森先生这个人是强有力的，也很能自制。我认为他的喜怒是不会表现出来的。然而我非常了解他，能看出他深深地动了感情。”

“现在要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屋内发现了手枪。你是否见过它？”

“我发誓，我从没看见过它。”

“它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

“第二天早晨，就在警察检查的时候。”

“在你衣服里发现的？”

“对，在我衣服下面的衣橱底板上。”

“你猜不出它放在那里的时间有多长吗？”

“头天早晨以前还没出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头天早上我整理了一次衣橱。”

“这个依据就很可靠了。那么，有人进过你的屋子，把枪放在了那里，目的是栽赃。”

“一定是这样。”

“在什么时候做的呢？”

“只可能是在吃饭时或是在我去课室给孩子上课时。”

“和你收到条子是一个时间？”

“对，从那时开始到整个上午。”

“好，多谢，邓巴小姐。你看还有对我侦查有帮助的要点么？”

“想不出还有什么了。”

“桥的石栏杆上发现了猛击的痕迹，就出现在尸体对面的栏杆上，还很新。你可以对此加以说明吗？”

“也许是巧合。”

“不过有些古怪，邓巴小姐，古怪极了。为什么痕迹偏偏出现在出事的地点呢？”

“可是怎么能凿成那样呢？要凿成那样需要很猛的力量。”

福尔摩斯沉默了一会儿。那种紧张而迷惘的表情突然出现在他苍白而专心致志的面孔上，我通过经验意识到他的本能此刻已经迸发出来。这很明显是他头脑中千钧一发的时刻，大家全都不敢说话。我们这些人包括律师、拘留犯和我，全都在他身边默默而紧张地守着，没人说话。突然，坐在椅子上的他跳了起来，由于紧张和急需行动而浑身微颤。

“来，华生，来！”他大叫。

“做什么，福尔摩斯先生？”

“别担心，小姐。卡明斯先生，你就在这儿等我的信儿吧。是正义之神赐福，我要把这个案子破了，让全英国为此欢呼。邓巴小姐，消息明天就会有，请你现在相信我，乌云开始被驱散，即将到来的是真相大白的光明前景，对此我信心十足。”

温切斯特和雷神湖之间的距离本不算远，但我很着急所以觉得很远，而福尔摩斯简直觉得是无限长了。极度兴奋的神经使他根本坐不住，有时在车厢中不停地踱步，有时伸出他敏感的长手指在身边的垫子上敲着。我们单独占着一节头等车厢，在离目的地不远时，他突然在我对面坐下来，把两手分别放在我的两膝上，目光特别顽皮地（这是他淘气时的典型表现）直视我的双眼。

“华生，”他说，“我突然想到，和我外出办案时你总会带着武器。”

我带武器可以帮助他，因为他在全力思考问题时一点儿都不注意安全，所以我的手枪在好几次危险时刻都派上了用场。这一点我告诉过他。

“没错，没错，我对这种事情有点儿不大注意。但是这次你带手枪了吗？”

我从后裤袋取出了枪，这件武器短小、灵便却非常应手。他接过枪，把保险扣打开，倒出了子弹并仔细观看。

“很沉啊，很有份量啊。”他说。

“对，挺结实。”

他拿着枪思考着。

“你相信吗，华生，”他开口了，“我认为你的这支枪和咱们侦查的案件之间有紧密的联系。”

“你不是开玩笑吧。”

“不，确实是这样。咱们要进行一个实验。实验要是能成功，就能找到真相。实验完全取决于这支小枪的表现了。把一枚子弹取出来，装好其余的子弹，扣好保险，对！重量就此增加，实验也更好进行了。”

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一无所知，他也没有让我弄明白他的想法，只是坐在那里出神儿。后来，到汉普郡小车站时我们下了车，又雇了一辆破马车，我们仅用了一刻钟就到达了那位真诚无私的友人警官的家。

“找到线索了，福尔摩斯先生？线索是什么？”

“那完全取决于华生医生的手枪的表现了，”我的朋友说，“手枪就是这个。警官先生，你能帮我找来十码绳子吗？”

在本村商店，警官买到了一团结实的细绳。

“已经足够了，”福尔摩斯说。“好，你们要是方便，咱们的最后一段旅程就可以开始了。”

太阳正一点点儿沉下去。汉普郡连绵的旷野在夕阳下成了一幅奇妙的秋色图景。警官不情愿地陪着我们走着，不时用批判和怀疑的目光看看我的朋友，似乎怀疑他的精神有些不正常。走近现场时，我能感受到，我的朋友虽然强作镇静，内心却非常激动。

“没错，”他对我的疑问作了回答，“以前你也见过我的失败，华生。尽管我的本能往往能对付这类事情，但有时还是会上当。我的脑中第一次闪过这个想法是刚才在温切斯特监狱内，当时我便确定不移地相信它了。可是头脑很灵活的人却也总有这样一个弱点，就是总能想出不一样的可供选择的答案，从而把人们引入歧途。不过，也可以说——好吧，咱们试试就知道了。”

他边走边把绳子的一端紧紧地系在手枪柄上，我们也随后来到了出事的地方。得到了警官的帮助，福尔摩斯十分仔细地将尸体躺过的地点画了出来。然后，他走到灌木丛中，终于找到了一块很大的石头。他把绳子的另一端拴在石头上，再把石头从石栏上垂下去，在水面上吊着。然后他在出事的地方站着，把手枪举起来，枪和石头之间的绳子绷得很直。

“开始吧！”他大声说。

他说完就把手枪举到头部，然后松开了手。石头下降的重量一下子就把手枪拖跑了，先是在石栏上撞出啪的一声响，然后就从石栏越过，沉入了水中。福尔摩斯连忙就跑过去在石栏旁跪下观察。他发出了一声欢呼，表明他期待的情况出现了。

“还有什么样的证明比这更确切呢？”他喊道，“快看，华生，所有问题都被你的手枪解决了！”他手指指向的地方出现了第二块凿痕，和第一块凿痕在形状大小上一模一样。

“我们今晚在旅店住。”他站了起来，对惊得张大了嘴的警官说。

“你可以去找一具打捞绳钩，然后不用费力就能把我朋友的手枪捞上来。你还可以在附近把那位想报复的女士用的手枪和绳子、石头都捞上来，这些都是她的用具，是在掩盖罪过并嫁祸无辜者时使用的。请你通知吉布森先生，我要在明天上午见他，以便把释放邓巴小姐的事情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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