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位朋友住在北方的一个大城市里。尽管我和他已交了十来年的朋友，我对他的印象总是模糊不清的，各方面都模糊不清：外貌、年龄、个性、背景等等。这世间有那么些人，别人从来对他们没有一个哪怕稍微清晰的印象，因为他们身上的一切，包括外表长相，都太没有定准了，比如有天上午，我与同事一起议论一个女人，说她爱出风头，目光短浅。话说到一半，同事忽然叫起来：“他是一个男的呢！”我一愣，心想也对，他的确是男的嘛，我怎么乱改他的性别呢？我的这位朋友就属于弄不清的那一类人。

尽管对他的一切不甚了了，如隔着烟幕，我们还是成了朋友。他给我来信了。

他的信上说，分别以来，他的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本来是完全没有什么必要写信的。但是他近来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这使他萌生了给朋友写信倾诉的念头，他首先想到的朋友就是我——这个家伙有时会玩玩套近乎的小把戏——这场灾难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好多次，他都认为自己将要一蹶不振，活不下去了，可是居然到了今天还没死掉！这真是个奇迹啊！

读到这里，我的神情渐渐变得严肃。我细细地往下读，想要知道事情的原委。可是一直读完四五页，读到他连篇累牍地诉说他的巨大的悲痛，他的绝望，他的伤感，却始终不知道他究竟遭受了何种不幸。我想，也许在信的末尾会说吧？当我翻到最后一页信纸时，发现那上面写着一个谜语，还写着叫我到一本什么民间故事书上去寻找答案。信的结尾是这样的：“近来我对搜集谜语的事也厌倦了，乘着还有一点残存的兴趣，将这个谜语奉送给你，我估计你最终能够破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字谜。”

十年以前，当这位朋友还年轻时，他时常陷入各式各样的男女感情纠葛中，时而颠狂不已，时而悲痛欲绝，但从未有过什么像样的结果。每一次胜利或惨败之后，他即与对手彻底分开，轻松愉快地在路上行走。有时还在闲聊中将对方加以漫不经心的评论，其中不乏贬损的言词。这似乎成了他的一种恶习。但在我们交往的最后几年，他似乎与这种事也绝缘了。并不是对女性有什么反感，只是严重的反应迟钝所致。往往与别人一起坐了几个小时，也没搞清对方是男是女，只是笼统地做出附和别人的样子。

这样一个人，居然想起来给我写这么长的一封信，这可是破天荒第一回。我粗粗看了一遍信之后，就打算拿到书房里，关起门来细看，我不知怎么认为这里面有些不便让我妻子知道的底细，我必须好好地猜测一下。我关好了门，坐下来将这封信反复地研究、揣测，甚至寻找起密码的痕迹来。当然我什么也没找出。

隔了一天，又收到他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比前一封调子更低，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死亡已经悄悄进入我的胸腔。”在这封信中，他还是没有谈到使他如此消沉的原因，只是提到一件事：一个我们共同的熟人借走了他五块钱。还说这无异于行劫。一想到他竟然被人打劫，而强盗又是他的熟人，他就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了，就是活着也差不多等于死了。这一类话他说了又说，还加上一个又一个的惊叹号。信的末尾也没有名字，只是盖上一颗没有字的红印，旁边加一注解：“像我这样一个白日里还被自己人打劫的家伙，名字对于我已是毫无意义了，你以后也不要再给我写信了。”

正当我准备给他写信时，又收到了他的第三封信。这封信很简短，只有三句话，告诉我他马上要来看我，并叫我×月×日去车站接他。

我按照他信上告诉我的车次去了车站，但是他没有来。我无精打采地往回走，心中不由得十分恼怒，好象被人捉弄了一般。我决心不去管这个人的事了。仔细一回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荒唐得很。

白天里我尽量不去想这件事，日子一长就渐渐淡忘了。可是奇怪得很，一到夜里，我就梦见这位老兄，看见他从月台上走下来，拍拍我的肩说道：“上一次你没接到我，是因为你思想开小差。我见你居然没认出我来，十分生气，就坐下一班车回家去了。”还有一次他说：“我们之间的这种秘密联系是很有意义的，但如果随随便便向众人公布出来，就太可怕了。”

昏昏沉沉过了些日子，又接到这位老朋友的第四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提都没提约我去车站接他的事，也没提我不给他写回信的事，只是起劲地对我谈起他的一桩买卖，讲起最近他已被赚钱的事迷住了心窍。“忘记痛苦的最好的办法。”他写道，“看见大把的银钱落进你的腰包（保险柜），真是难以形容的快乐。”他的这种口气倒让我吃了一惊。据我所知，这位朋友从来对金钱方面的事随随便便，心不在焉，我怎么也无法将他与一个贪婪的形象挂上钩。但他自己写出了他变化的原因：“自从上回发生那件劫走五块钱的事之后，我就对钱这东西产生了一种新的兴趣，再说我刚好有这么大的痛苦需要逃避，我就一头扎进买卖的事里面去了。我估计有那么一天，你会来与我合伙干的。一个人在世上总得有些什么杂七杂八的事来干。现在我住在一幢豪华的公寓里，假如你来看望我，请事先通知我，我一定派我的下属去接你。我的地址是×××××××……”在信的末尾还写了许多吹嘘的废话，暗示他现在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私下里养着三妻四妾等等。最后还忘不了提醒一句：“这一切都是为了忘记内心的痛苦。”

我碰巧有了出差到Z城的机会，于是我事先写了一封信给我的朋友，请他来车站接我，或派人来车站接我（如果他很忙的话）。我走出车站，根本没有看见他。我担心他因为什么事迟到了，就在车站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人来。我记起了上回的教训，就掏出地址，喊了一辆出租车去找他。

车子在弯弯曲曲的小巷里拐来拐去，最后在一扇破旧的木门前面停住了。门开着，我一抬脚就进去了。屋里十分简陋，却挂着四五盏电灯，很刺眼，我那位善于信口开河的朋友就一声不响地躺在木板床上，眼睛直瞪瞪地瞧着天花板。

“喂！”我喊道。他表情冷淡地坐了起来。“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他怪笑一声，说道：“我们这个地方根本不通邮，你还没看出来？这栋房子是要拆除的危房，里面就住了我一个人。你来了正好，我盼着你来，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跟你说的是：我真寂寞呀！我的意思是说我无事可干。要是有事做，何至于躺在这里？不久前我刚刚越过了一道鸿沟，你来之前，我正处在危险的边缘，幸亏我挺过来了，这事一想起就后怕。我写信时忘了告诉你，我们这里根本不通邮，你给我写过很多信吧？那真是浪费了时间了。我特意搬到这个不通邮的地方来，就是害怕那些不相干的人给我写信，甚至上门拜访。你知道，在我这种状况里，内心的宁静是多么重要啊！痛苦算不得什么，日常的骚扰才是最可怕的。比如要是你有这么一个父亲，每天都用那种目光盯视你的一举一动，请问你还怎么活下去？”

我手中的旅行包也没放，就听他这么瞎扯了一大通。我估计他根本忘了他以前写过的信了，也忘了我从哪里来，来干什么的了。

“你为什么一再失约？”我还是忍不住问他了。

“啊？对了，我和你有过某种约定！”他显得很兴奋的样子，“我答应过你，要把我的零零碎碎的生活片断连缀起来，以便我有一个完整的形象。等一下。嘘。”他猫着腰溜过去，将身子往窗前探了一下，回过头来笑嘻嘻地对我说：“是来找我的女孩子们，没意思透了，我总是躲着她们。”我明明看见窗外什么也没有。

说来也怪，从理性上说，我根本不应该在这个人这里待下去，我应该抬脚就走，可是我居然呆了两个小时！看来，我的这位朋友还是有一种看不见的魅力，尽管他说谎，尽管他的话没什么意思，我还是留在他那里没走。

他又提议我以后将信写到他的一个舅舅家里去，要他舅舅转交给他。“这样就万无一失了。要知道我多么盼望听到你的心声啊！你和那些不相干的骚扰是完全不同的。有时候我想，我们分居在两个离得很远的城市真是一桩幸运的好事情，这使我们双方都产生了一种神秘感，然后我们通过信件传达这种神秘感。对这件事我有我个人的看法。”

我在Z城的那两天，我的朋友居然振作起来，陪我游览了一些地方。每到一处，他都兴致勃勃地指着一些女孩告诉我：×××是暗娼，×××靠偷东西为生，×××每次都将骗来的东西与他分享。按照他的说法，这城里的女孩大都是些堕落分子，而且大都与他有某种密切的联系。值得指出的是，他分明是一个穷光蛋，连坐车的钱都没有，每次我们外出都是徒步，而他绝不提到钱的事，也不提他的生意——如果他真的在做什么生意的话。那两天除了谈女孩，他还有一个念念不忘的话题就是他的鼻子。他告诉我，有天早上起来，他忽然发现他的鼻尖有两点红的，他吓了一大跳，认为自己患了那种酒糟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将自己的形象确立为一个酒糟鼻患者。尽管只有鼻尖上有两点红的，这也无妨。他想，一个患酒糟鼻的人最好的处世方式就是肆无忌惮。因为不论他如何矜持，人们也不会对他的鼻子产生什么好感或同情心；不论他如何遮掩，旁人的目光也免不了要停留在他的鼻尖上。像这样活在世上还不如死了的好。而一旦采取了肆无忌惮的方式，立刻就获得了巨大的自由。他这样决定了之后，就开始逢人便谈论起自己的鼻子来，所谈的方式或迂回或直接，或暗示或宣扬，反正看对手而定。此种谈话使他获得莫大的快乐。举个例子说吧，有一天他母亲来了，他就直接了当地向她谈起自己患了酒糟鼻这件事，不容母亲开口，他马上又补充说患这种病的人总有某些天才的迹象，如再加上勤奋努力，日子长了，事情总要发生根本转机的。最近他一直在埋头做生意，很多大主顾都对他表示了非同一般的好感，不是因为他的生意，却是因为他这个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含义呢？这些话母亲虽不全信，还是抱了很大的希望回去了。“最近幸亏有了鼻子的事，自我感觉好多了。”他凝视着前方说道。

我离开Z城的前一天夜里，我的朋友硬要我睡在他家里。于是那一晚我就睡在他的隔壁房间里。开始我睡得好好的，可是到了半夜他忽然敲门了。他进来，坐在我的床沿，反复地叹气，说些没意思的话，然后回到他的房里。等我刚一闭上眼，他又来了，很激动似的，告诉我他打算放弃他的生意了，因为一个人总得干点正经事，不能老这样混下去。好不容易讲完了，他回到他的房间，我正要睡，他又来了。如此反复，闹到天亮，我只好起床，他倒呼呼入睡了。

离开Z城后，我恨透了这位朋友。我想，用吸血鬼、虐待狂、骗子这一类词来形容他都不过分。我在火车上发誓不再与他往来。一回到家，他的电报也追随而来。上面写道：一切正常。真见鬼，莫非我每一刻都在关心他的命运吗？我究竟怎么啦？我完全不关心他的事吗？时间的流逝很快就证实了他的预见。他总是那么英明正确。

“关于鼻子的事，”他说，（见鬼，他总是采用这种权威的语气！）“我最近又有了新的见解，事情的起因是一个过路的小孩。当时他正蹲在地上打弹子，我走过去和他蹲在一起，他就和我谈论起打弹子的技术问题来，自始至终完全没看我的鼻子一眼，而且态度的诚恳，眼神里流露出来的信赖都是无可非议的。这个过路的小孩，他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我不好意思问他，一问就暴露出我十足的俗气。我只是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他说完就收起弹子走掉了，完全不把我放在心上。我在心里大大为他喝彩！”接下去他又写到老朋友的女儿向他求婚，“我打算答应她的要求，我发现我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丈夫，什么都可以的。只要有了固定收入，我就和她办婚事，当然这都是次要的问题。”

那么在他来说，什么才是主要问题呢？我实在想不出，是他的买卖？我又分明看见他什么买卖都没做。莫非他提起什么主要问题只是为了吹吹牛？与其说他躺在那间破屋子里冥思苦想，还不如说他什么都没想更为确切。现在这位朋友的一举一动，都带着我无法适应的随意性，并且毫不理会别人的存在了。既然他不理会我，我怎么还会每时每刻惦记着他呢？关于这位朋友，疑问越来越多，虽然无法忍受他，却又一天比一天更紧地被他的行为所牵引。

我正在疑惑之际，他却又唆使一个人到我办公的地方来劝我与他一道去作报告，那人是一位教授，名气并不怎么样。他来叫我去是因为他要我装扮成一位政府要员，说是这样他的报告就会为此增色不少。我的工作是陪他坐在讲台上一声不响，板着脸，偶尔咳嗽两声。整个过程中我如坐针毡，不停地脸红，暗暗在心里诅咒我的朋友。那天夜里我好久没睡着，不住地往地下吐唾沫，似乎要把那种肮脏的感觉吐掉才好。

过了些天那位教授又来了，还带来我的朋友的亲笔信。信上将我大大夸奖一顿，声称我的思想感情已经进入了“超脱升华的新阶段”。我读完信，教授就拉我走，我们一同来到一个规格更高的会场。教授这一回调子也更高了，唾沫横飞，歇斯底里地叫喊：“我已经站在珠穆朗玛峰的峰顶上！”我虽有点不安，但我不再脸红，因为我看到观众坐无虚席，脸上的表情有点木然，却并不反感，少数人还露出赞许的神气，并且这赞许大半是冲我来的，我不由得惊讶了。看来教授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一切都按照他的思想轨道在平稳地运行，他就像一个有经验的驾驶员，而我不过是一名惊慌的乘客，而且是搭错了车的乘客，时时刻刻都想往下面跳。我多么愚蠢啊！这样想过后，就心安理得了。散会的时候大家都来与我握手，我居然也应付得好一点儿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朋友亲自来我们城里作报告了，是这位教授推荐的。每次两人一起上讲台，教授讲完了我的朋友讲。在这种时候，我的朋友就故作惊人之语，什么“毁灭地球的大地震”啦，什么“人类末日的预兆”啦，还装模作样地跳几跳。当然听众全无反应，而教授和这位朋友却激动得不得了，回家的一路上都不停地谈论，到家后又不睡觉，胡乱吃点东西继续谈论，一直谈个通宵。这种场合，我仍旧作为政府要员坐在讲台上，我已经对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比较习惯了。我还是弄不清：我的朋友到底有没有搞清观众的反应呢？他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真得意还是假装得意？是从心底里对自己所说的感到激动还是装出来的？当我用一些话语小心地试探我的朋友时，他就重重地拍着我的肩头，宽宏大量地说：“你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要注意方式方法。有些事，越是模糊越有意义。这可是我这一辈子的经验。”

作最后那场报告时，听众席上出现两个痞子，不但扰乱会场，还冲上讲台来殴打教授和我们。想象得到，我们三个文弱书生是对付不了他们的，结果当然是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狼狈不堪地逃走。在路上，我忍不住对这一事件有点怨言。不料我刚一开口，我的朋友的样子竟比刚才那痞子还凶，顺手就捡了路边一根棍子来打我，重重地打在我的背脊骨上，痛死了。他一下接一下不住手地打，我只好跳开来，跑得远远的，口里大声追问：“为什么要打我？”朋友回答：“为了让你清醒一点，不然你会认为自己成了个什么人了？一个大思想家！像你这一类的思想家恰好是我们最不需要的，我们还不如多要几个刚才那种痞子呢！我们虽然挨了痞子的打，但是打得痛快！而你，唠唠叨叨，女人之见，像个长舌妇，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你！你赶快住口，不然我还要打，虽然听众将你当个人物看待，你可是托了我的福。要是我不喊你去会场，你现在又算个什么东西呢？”他骂完我就和教授一起将我撇在那里，而他们坐出租车走了。最近他们挣了不少钱，可以坐出租车了。我却分文未得，替他们搞义务劳动。

我在家里过了些清静日子，因为我不想跟在这位朋友的屁股后头转了。我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干，比如我正在编一本词典，出版社催稿催得很紧，而我却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想一想都后悔。话虽这么说，可是自从我作为政府要员面对几千听众坐在讲台上之后，我心里就生出了一条蛀虫，咬呀咬的，使我日夜不安。有时我忽然觉得：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再次趾高气扬地登上讲台，受到众人的景仰，就是死了也心甘。但我也清楚：如果没有我的朋友和那位教授带我去会场，安排我作为要员坐在讲台上，我是永远享受不到这份艳福的。我这辈子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编辑小职员罢了。

渐渐地，我又产生了与我的朋友重修旧好的念头。但是怎样才能与他联系上呢？这些日子，他根本不理我了，他又从未告诉过我他的地址。我左思右想，唉声叹气，这种心理已经影响到我妻子的情绪了。在这个时候，偏偏我又犯下了一个大的错误。我手头这本小词典本来是我与研究所的一位同行合编的，可是我却趁他出国之际将词典出版了，并且只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稿费全归我。当我干这一切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像在梦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做下了这件卑鄙的事。幸亏那位同行近几年不打算回国，而且早不将词典的事放在心上了。可是他的妻子似乎总记得这事，我从她的眼神里感到了这个。后来我和她相遇，她总声音响亮地与我打招呼，满脸全是假笑。这件事使我背上了很重的包袱，有时我真想找到她去坦白算了。但我说些什么呢？说我是个小人、剽窃者？这样说了我心中的负担就减轻了吗？

事情发生后，我妻子知道了。她又气又恨，说自己瞎了眼，跟我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竟没看出我是这样一个卑鄙的家伙。她还在家里摔破了几个热水瓶和灯泡，哭得眼都肿起来。我呆若木鸡地望着她发作，一下子就萌发了要谋害她的念头。

我首先潜伏在妻子下晚班回家的路上，那是一条行人稀少的小胡同。我用戴着手套的手紧握一根木棍，打算妻子一出现就给她当头一闷棍，将她打死，然后扔掉棍子跑回家。我在寒风中等了好久好久，脑子里走马灯一样出现种种的情节，以及对付的办法。我越想越怕，手也抖得厉害，连棍子也握不住了，最后我干脆将棍子往一个角落里一丢，装作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回到家里。回来后当然对妻子更仇恨了。后来我又设想了用砒霜下毒的办法，结果当然也没实施。倒不是心疼她，主要是怕自己因此而丧命。这两次谋害虽然没搞成，我还是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恶棍，每天被自己的罪孽压得气喘吁吁。

有一天，我终于受不住了，就将谋害的事向妻子坦白了。没想到她无动于衷，白了我一眼，说：“我早知道了，我还找到了你扔下的那根木棍，那是我们家用来防贼的，我把它捡回来放在床底下了。”我说：“你就不气愤吗？”“气愤？”她冷笑一声，“你又没伤害我，我干吗要气愤？你做得出什么辉煌的举动来呢？我看我们还是和平共处算了，你天生不是杀人的料，何必扮演小丑的角色，什么事总是顺其自然为好。”我没想到真理竟是掌握在她手中，屠刀也在她手中，我反而成了待宰的猪。

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提剽窃的事了，什么事都不提，就仿佛厌倦了似的。经过短短的风波，我的情绪又恢复了正常。我的词典顺利出版，为我争得了一点地位，我也不再认为剽窃的手段有什么不正当了。私下里甚至想：如有机会，还要多剽窃几回，好进一步抬高身价。既然杀不了人，干不了轰轰烈烈的事业，就搞些小偷小摸算了。

我的朋友又从北方的Z城给我写信了，是某研究机构特制的富丽堂皇的信封和信纸，信上的字迹乱七八糟，似乎有好几种字体，他在信的末尾告诉我，这封信其实是好几个人共同写的，写了好多天。他总是写几句又扔在桌上不管了，结果他的同事进屋来看见了，就在上面接下去续写，这样过了好多天，信就成了这个样子了。信的主要内容是告诉我，他和教授现在是如何风光，声誉如何高。虽然他们现在不是国家正式研究机关的领导人，可在广大听众眼里，他们比那些领导人还吃香。每天想到什么地方去讲就到什么地方去讲，报酬也十分高。回想不久前，他还想找一个固定工作呢，现在他觉得那实在是幼稚可笑极了。目前他已成了家，妻子也加入他的讲演。他、他妻子、教授，三个人组成了一个讲演团，底稿都不用打，到处去乱讲，越乱讲观众的反应越好。现在他们唯一的憾事就是演讲团还缺一名政府代表成员，如果我能找个借口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北方加入他们的团体，将会享受到莫大的乐趣！当然，他们事先要和我讲明，这件工作是没有报酬的，但假如我是个聪明人，假如我仔细想了这件事对自己精神发展的好处，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奔赴他们的所在地！

那些另外的字迹所写的都是同一个内容：我叫×××，现在是××演讲团的预备成员，在不久的将来就要登上讲台，成为一名演讲新秀。请与我联系。

在信的旁边还有一种娟秀的字体写着：“我是你朋友的妻子，我并不认为自己的才能比他差，干这项工作丝毫没有提高我的身价，反而对我是种牺牲。我是出于一种正义感来干的。如果你也是一个有正义感、有才气的人，你应该收拾起行李马上来到我们这里。假如你有决心脱离庸俗的、窒息人的环境，这可是唯一的机会了！来这里之后，你会感到耳目一新，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头。比起这种崇高的荣誉感来，你那小小的词典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一贯认为，平庸的环境可能使人产生杀人的冲动，但这种冲动又是极其无力的，不知你有没有同感。”

那个女人的话使我十分震惊，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翻来覆去地读这封信，在心中揣测他们究竟是怎样一个演讲团，为什么他们这么有市场，观众对他们如此着迷。

我的朋友又迫不及待地写了好几封信，每封信都是大吹特吹，说他们已经红得发紫，飞黄腾达了。从那些杂乱的笔迹看起来，根本不是我的朋友在给我写信，而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会议记录。可以想象他的家里每天都是高朋满座，开不完的讨论会。看完信，我激动不已地在家里踱来踱去，一夜没睡。后来我就收拾起行李，以父母生病的借口向出版社告了假，搭上了北去的火车。

虽然朋友在信中信誓旦旦地宣称，演讲团的全体成员将在站台上恭候我的光临，但当我伫立在北风凛冽的站台上时，明白自己又一次上当了。我掏出朋友的新地址，叫了一辆很旧的出租车。车子又一次在小巷里七弯八拐的，最后停在一张破旧的大门旁，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发觉自己又到了上次的老地方。我的脑子给搅得稀乱，我怀疑自己错将上次的地址给了司机，不料司机冷笑一声说道：“没错，这个地址就是那个地址，这条街有两种不同的街名，实质上一样。又因为这里很少有人来住，所以谁也不来过问地名混乱的事。乱就让它乱去，有人还乱中谋利呢！”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地瞟我一眼，弄得我脸上发烧，慌张中多给了他两块车钱。“你要小心自己。”他伸出头来说了一句，然后发动了车子。看着远去的车子，我惴惴地想：“他也在乱中谋利。”这样心里就平静了好多。

还是那间破屋子，一进门就看见他给我的没写完的信堆在过道的窗台上，信的旁边横七竖八地摆了好多笔，大概是来一个人就在信上画几笔。黑糊糊的房间里坐了三个人，他们是我的朋友，教授和朋友的妻子。他们正在喝茶，喝了一杯又一杯，完全不介意我的到来。终于他们喝完了，我的朋友站起来，沉着脸，问我：“你是抱着赚钱和出名的打算来的吧？对不起，我们不能这样轻易地接收你。这不是太戏剧性了吗？一个普通的熟人跑来，我们让他和我们平起平坐，大家一起出风头。不，你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考验，才有资格参加，别以为你上了两次台就算正式成员了，还差得远呢！我们这里可不喜欢平均主义。”

另外的两位都皱着眉头，很不欢迎我的样子。

“你们写信请我来的。”我忍着一肚子气说道。

“写信？”朋友哼了一声，“写信又怎么样？谁会没有一点点嗜好？我的嗜好正好是写信，你也有你的嗜好的。一个人，总该有自知之明！”

朋友的妻子和教授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不耐烦了，最后他们霍地站起来向外走去。朋友也跟着出去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对我说：“你暂且在家反省一下自己的急躁情绪，过几天我们会叫你一道去作报告的。”

一连几天，我像个流浪汉一样在街上闲荡，他们根本不过问我干些什么，他们忙得很。每天晚上，这三个人聚在一盏肮脏的灯下热烈地讨论，讨论完了就数白天所赚的钱，各人眼里都射出贪婪的光。这时总有一些人从外面鱼贯而入，手里拿着小本子，将他们在这间房子里听到的一些怪话记在本子上，记完后便一个接一个地溜走，大约是出去传播信息去了。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个或两个神情不安的人站在过道里的那张桌子边，在我的朋友写了一个开头的那封信上乱画，东一句，西一句，原来我的朋友每天写信，原来他给我的信就是这样写成的。我不禁哑然失笑，从心里感到这位朋友的深不可测。那些人可不这样想，他们胸有成竹，随便挥笔在朋友的句子上乱涂乱改，还故意多写出几个惊叹号与破折号来，那种庸人嘴脸真把我气坏了。而我的朋友根本没注意到他们，他一心想的是钱，还有鬼知道的什么事。他数完钱就左右环顾，像在思忖将那一大叠票子放在什么地方为好似的。

过了几天的一个早上，朋友没起床。当我从隔壁房里推开门进到他房里时，发现教授和朋友的妻子已经走了，朋友说他今天不想去，因为头疼。

“你怎样看待这件事的意义？”他瞪了我一眼，“你以为我春风得意了吗？不，我目前的心境比死还难受！我受不了了！庸庸碌碌、四处钻营、吹牛诈骗。一个人，成天像这样生活，又不得不像这样，真不如死了的好！当然，我也有短暂的欢乐的瞬间，那种瞬间和任何人没有两样，就是当我赚了钱和名声的时候。可惜那种瞬间总是留不住，巨大的悲痛很快就压倒了暂时的欢乐，于是，我必得要再一次追寻，找到那种隐秘的、更能使我获得大的愉悦的新方法，加以实践，从中渔利。好了，你不要以为我说这些就意味着要打退堂鼓，洗心革面，从此退出演讲团，将宝座让给你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想一想我费了多大力气才搞到这个位置吧！我今天只是偶尔情绪低落罢了，这类事常有。我今天不去会场，我要带你去看我的一个女朋友，她是一个高尚的人。”

我和我的朋友吃过早饭，一起动身去看他那位“高尚的女友”了。在路上，他显得十分严峻，一言不发，走路时双手也不摆动。走了一阵，他脸上的表情由严峻变为了焦虑，好像心里有什么急事，又不便对我讲。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就冲到路旁的一个电话亭去拨电话。通完话，他激动得满脸通红告诉我：我们必须立刻赶到会场，因为那边已出大乱子了。这一次，我必须再次以政府要员的身份出现，以便稳定人心。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但我压抑着自己内心的兴奋，假装一脸漠然的样子。

我们走到一个拐角，他又忽然停下来对我说：“你暗暗得意了吧？老实说，这种机会不是常有的，不过既然被你撞上了，你就要提前走运了。看我们，苦斗了这么多年才捞到一个抛头露面的机会。你要好好干，小心谨慎，飞黄腾达的前景就在眼前。”

他们的会场令人沮丧极了。听众已经走了一半，还有人在陆陆续续走掉，留下没走的人完全不听教授台上的发言，一些人玩扑克，一些人聊家常，还有一些在剥瓜子什么的，我还注意到一个家伙双目紧闭，呻吟似地大声发感慨：“说得多好啊！简直令人陶醉！想想看，他竟不停地讲了三十五分钟，这可是罕见的。据我统计，别人讲这个题目最多讲二十五分钟，超过一分钟也做不到！这回他可创了记录了！”

我的朋友分配给我的工作是站在会场门口，横蛮地拉住每一个要出去的人，将他们赶回座位上去，朋友自己手里还拿了一把大扫帚，遇见人向外跑就用扫帚猛扑，打得那人只好乖乖退回去。就这样，剩下的一半人总算诚惶诚恐地留在会场里面了。当然谁也不朝讲台上看一眼，我也就没有必要作为政府官员上讲台了。我的朋友对我说，我只要把守住门，不让任何人出去，这次演讲就大大成功了。而且这个成功直接由我促成，这难道不激动人心吗？

我朝台上一看，发现教授脸上的表情也是漠然的。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说那些惊世骇俗的话，而是手里举一张报纸在念。他的声音缓慢而厌倦，每读一段他就停下来一声不响，于是朋友的妻子（她是一个面相刻薄的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就拿过话筒去，口里重复着诸如此类的话：“演讲团是人类的救世主。”“演讲团的功绩如泰山。”“演讲团毫不顾忌听众对她的看法，因为她是真理的化身。”

她说完后，教授重又往下念报纸。待我细细一听，才知道教授口里发出的声音根本不是在念报纸，而是天晓得的一些什么话，既不连贯，又无意义，根本听不清。他手中的报纸只是个幌子罢了。这位浑水摸鱼的教授，还为这次演讲要了一个很高的价钱呢！我的朋友就爱信任一些这样的人。观众安静下来之后，我心里那个迫切的念头就开始折磨我了。我渴望有人注意台上的演讲者，这一来，我的朋友就会紧张起来，叫我上台去充当我原来的角色了。

我四处张望，想搜寻到一道专注的目光。但是没有，绝对没有。所有的人都将台上的发言者忘记了，连那个发感叹的家伙也睡着了。再看我的朋友，他也在昏昏欲睡，嘴角挂着惬意的微笑。这只猪，除了利用别人之外一点人之常情都没有，生性残忍的家伙，我白指望他了。想到此处，我气愤地迈开步子朝讲台上走去，我在台上拖过一把椅子坐在教授旁边，然后朝下一看，发现根本没人看我，我的朋友眼皮都没抬一下。就这样一直到散会，也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有我这么一位政府官员在台上。

一散会，他们三个就朝一个办公室飞奔而去，我也跟在后面。原来他们是去与邀请单位讨价还价。他们用下流的语言骂对方，想多捞点钱，三个人都叉着腰，争得脸红脖子粗，逼得对方只好让步。我在旁边又气又羞，只好一个人先回去了。

晚上分钱时我也在场。教授瞪眼看了我半天，犹豫不决地对我的朋友说：“这个人，你看该怎么办？他没有起什么作用，只不过赶回来一两个逃跑者罢了。可话又说回来，他还算是我们写信叫来的。我一发了那封信就后悔了，叫这样一个不相干的人来干什么呢？现在嘛，钱总是要给他一点的。”

我的朋友点燃一支烟，沉思良久，最后缓慢地吐出烟圈，说：“给他一点路费，让他走算了。他和我们在一块也显得很别扭的样子，我总觉得他是个外人。”

三个人商量了一阵，最后决定还是让我留下，因为也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比如今天那种场合，虽起不了什么大作用，站在那里也可以吓一吓听众。朋友的妻子给我一张肮脏的五元小票子，外加一句带鄙视性的“坐享其成”。分完钱，我又听见他们拟出了明天行动的新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三人分头去一些地方散发他们印制的廉价名片，然后向那些收了他们的名片的人们索钱。教授振振有辞地说：“现在我们的水平已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几乎用不着我们去讲演了。只要一提我们的名字，大众就如雷贯耳，所以只要给他们印有我们大名的名片也就达到教育人的目的了。这种方法有很多便利之处，收效也快。另外我认为这项工作用不着我们亲自出马，明天我们回来之后，就可以将这项工作转交给这个人了。反正他现在没事干，又热心，我们何不顺水推舟，就此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呢？”

朋友和朋友的妻子都认为教授出了一个好主意，既解决了他们人手短缺的困难，又满足了我心理上的需要，另外还为他们神圣的事业培养了接班人。可谓一举三得。

后来对于我能否胜任这项工作，他们又产生了一些疑问。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没有合适的服装。担任这种特别的信使，一定要穿上与众不同的衣服才会引人注目。他们忧虑地在屋里踱步，狐疑地上下打量我，最后忽然异口同声地说：“好！就这样！这个人，用不着什么服装！”服装的问题就算是过关了。他们还有一个忧虑就是：我这个人脑子太迟钝，万一出了毛病，说出些不得体的话，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声誉呢？我立刻向他们发誓：我将只说那种含义深刻的语言，今天我在会场上已说了不少，应付今后的工作已经足够了。我甚至大胆地说了一个这样的句子：“商女不知亡国恨”。我说这个句子时，他们三人会意地相互瞧了一眼，似乎是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好，我雄心勃勃地出发了。所到之处一律给我以热烈的欢迎。钱虽不多，但总是有一点。人人都知道我是来要钱的，他们拿起名片看一看，做做样子，然后紧盯我的眼睛，用沉闷的低音问道：“二十块钱够不够？”我当然忸怩一阵，然后收下钱，说些“阳光普照大地”“麦苗儿青青稻谷黄”之类的话，然后开路。这样倒也干脆，免去了相互间的寒暄。看来我的朋友和教授他们的估计还是不完全正确：我一共到了三十二个地方，没有一个单位的人们是需要多作解释的，他们一看名片就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有的人看也不看，就直统统地问：“你要多少？”看来当今的世界是越来越有秩序了，用不了多久，每个人与另外的人都将心心相印，友好共存。

总之这项工作顺利得难以想象。我去找的那些人都给我以极高的评价，将我看作我的朋友的代言人，政府的高级要员。在分别时他们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弄得我大为感动。

飘飘然享受了几天好日子。就在我走完第三十二个单位，凯旋而归时，我的朋友突然朝我头上泼了一瓢冷水。那天晚上，朋友阴沉着脸，信也懒得写，坐在桌边若有所思，教授和朋友的妻子也心事重重。三个人都不看我，似乎是种鄙视的样子。房间里的空气闷得难以呼吸。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傻呼呼地说了两句笑话。我一说完，朋友的妻子就将脸一板，命令我：“滚出去！”“那些钱，你到底私下里搞去了多少？！”朋友冷不防一声大喝，犹如炸响了一个地雷，我吓得跳了起来。

我拼命克制自己，沉默了一会儿。后来我就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番言论。我说，一个人不应该对朋友乱猜疑，即使在外面听到种种谣言也不能轻信。因为看一个人，决不能只凭一时一事，而要作历史的分析。我到北方的这个城市来，可不是为了钱，要说钱，我在家里也赚得到，甚至毫不需要费大力气。我从一开始就是来追求精神满足的，哪怕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心里可是舒畅的。这一阵子我是收到了三四百块钱，但都一分不剩地交给他们了，我根本就不把金钱放在眼里，这从我的所做所为就可以看出。我的声音提得越来越高，到后来近乎尖叫了。

朋友听完我的表白，在桌上拍了一掌，说：“好家伙！我们就是需要弄清真相。你没有私吞公款是件好事。老实说，我并不完全相信你，如果你真的没拿钱，为什么要如此激动？不过这件事就这样算了，这种无头案是查不清的。在我们没盯你的梢的情况下，你悄悄走进一条没人的小巷，把钱塞进口袋，然后寄给你妻子，谁又会知道？好，不谈这事了，我认为散发名片的事不要再搞下去了，凡事都要适可而止，说不定有人正从背后攻击我们呢！”

沉默了几分钟之后，三个人忽然异口同声地劝我回家去。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没什么好呆的，到处都有可能中暗箭，有可能掉下陷阱，防不胜防。他们还说我已经出来这么久了，天天跟在他们屁股后头跑，就不觉得乏味吗？这一类事，我居然倾注如此大的热情，可叫他们担受不起。他们一点也不想掌握我的命运，这种责任太重大了，而责任和义务是他们最厌恶的事。”

我的朋友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命令我收拾好铺盖，明天一早回老家，因为我和他们共同在北方工作了这么久，对我来说已经够了，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够用一辈子的了。再说空间的距离可以使我们在心理上更加接近。我一走，他又多了一个写信的对象，这实在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他说话时，他那三十岁的老婆就拿着一把大剪刀，将我的外衣的下摆剪成了一圈流苏，还后退几步打量着，说“顺眼多了”。

我孤零零地提着箱子回了家。

十天过去了，没收到朋友的信。

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信。

终于有一天我顿悟了：不会再有什么信了。对于我这位高深莫测的朋友和他的同僚，我本来就只是一件道具，一个偶然的过客。他们之所以召我去，只不过是一时兴之所致，或者是看中了我这不同寻常的虚荣心。他们的目的一达到，我就没必要老是停留在他们那个阶层里面了。也许我这一生中，前面还会有另外一些好日子，但我不该回顾，不管从哪方面说回顾都是不利的。

我仍然与那位出国的同行的妻子相遇，却不再避开她的目光，甚至盯着她看，我想看看她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反应。终于有一回，她冷冷地说话了：

“你，还在想着那件事？完全不值一提的小事。过多地去想它真蠢。”

她倒坦然了。或许她已看出来我比她更坦然了。

因为出外巡游一次，我又从半空落到了原来的位置。所有的人都对我在北方干的那些勾当装聋作哑，他们认为那是属于我个人的隐私，与我的品质挂不上勾，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没人关心我在北方的所做所为，他们还将我的北方之行称为“卖橘子之行”。

“你那次去北方卖橘子，我们的社长大发脾气，差点下令要开除你。从这件事正可以看出上级领导是多么不理解我们的具体需要。为什么一个人就不可以有点自由，保留一点他的隐私呢？卖几个橘子难道就算犯错误吗？”同事之一忿忿不平地说。

“我在Z城参与了一桩诈骗活动，”我故意危言耸听，“你们竟会没听说吗？我分得不少的钱。后来那件事败露了，我就逃回南方来了。我还以为这事在这里满城风雨了呢。”

同事似乎有点耳背，自顾自唠唠叨叨地说：“我们同事多年，可说是贴心的老朋友了。平心而论，像你这样一位老职员，编了这么多的书，前不久还编了一本有用的好词典，在我们这里应该是一位大功臣了。而我们的社长，动不动就侵犯别人的隐私权，我敢打赌，他自己的老婆也卖过一点什么东西。”

“我根本没卖橘子！”我喊了起来，“我告诉你，我是搞诈骗，我们天天出外演讲，冒充大学者，搞了不少钱，有一天我们还杀了一个人！这下你听见了吧？”

“听见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听见！”他惊骇地捂住双耳，“别以为表面现象会蒙住我的双眼，我可是久经考验的老鸦。我听见什么了吗？没有！前年有一个人在我背后放爆竹，想吓我一大跳，可结果呢！我的眉毛都没动一下！这种事我经历得多了，别把我当小孩。我很同情上北方卖橘子的小贩，他们也是生活所迫呀，我能体会到在天寒地冻中奔波是个什么滋味，我们这些朋友全能理解你的心情。”

这个老家伙还掏出十元钱放到我的桌上，说是“表示一点心意”。那张票子被我毫不客气当他面拂到了地下。站在旁边的另外两个同事都弯下腰去捡，他们的脸上带着那种宽容的表情，微微地叹着气，又假装毫不相干似的讲了一些别的话。最后，在离开时，他们又偷偷地将那张十元票子夹到了我的书里。

由于北方之行，我在我们出版社成了一个特殊人物了。我的同事们都对我另眼相看，暗地里称我为“哲学家”——虽然他们仍然坚持说我去北方是为了卖橘子挣钱，而哲学和卖橘子之间有种必然的联系。我很想将我在北方遭遇的事向一位朋友倾吐一下，但就是没有人能够静下心来听我讲。平时他们都很忙，没时间坐下来。只要他们一坐下，只要我一开口，他们就扯上卖橘子的事，大发议论。我将我的北方朋友从前写给我的信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又推脱不看，因为“信件是个人的隐私”，他们对隐私不感兴趣。临走时他们每个人总忘不了吹一通牛皮，说假如领导同意他们去北方卖橘子的话，他们决不会卖得比我少，说不定还要多，意义还要深远。就因为碰上了这么一个不通人情的领导，使得他们有才能不能发挥，真太窝囊了。说不定一直等到他们退休，还等不到一个好领导，所以这辈子他们是完了。

那天下午我去办公室，听见同室的老张正在大发感慨：

“卖橘子这种事谁不会做？可就有人偏偏因为这个成了哲学家！是我们的智商比他低，还是我们的学历比他短？都不是！我告诉你们，人生在世，机运是决定一切的。那一天，我们看见这个人轻轻巧巧地上了火车，后来又在北方的什么鬼地方混了几个月，这一回来，大家就不由自主地对他另眼相看了。怎么回事？这就是机运。运气落到这个人头上，挡也挡不住。表面上，他还和我们大家一样坐在这里，但在每个人的心目中，他是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身份。有人不服气，效仿他去卖橘子，结果如何？奥妙在什么地方呢？奥妙就在于他是我们社里第一个想到去北方卖橘子的人。卖橘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第一个想到，这里面就大有学问了。真糟糕，为什么我就没有第一个想到这种方法呢？”

这样类似的议论越来越多，我由厌恶转为恐怖。现在只要听到“卖橘子”三个字，我就心惊肉跳，拔腿就走。如走不脱，我就指着说话的人的鼻子大骂一顿，骂得他莫名其妙，以为我对他产生了误会。时间一天天过去，我骂的人越来越多，骂人的词儿也越来越随意，如“蠢猪”、“蛆”、“蚂蟥”、“破罐子”等等。这些被骂的人根本不生气，他们全都认为我没有听懂他们话里的意思，所以一个劲地作解释，在解释时又将卖橘子的事扯了进去，又引起我一顿好骂。

无形之中，我把我自己与我的同事隔开了。所有的人都认为我“脾气不好”，从而避免和我谈话。如迫不得已，他们就在谈话时讲得飞快，使我听不清，还在讲完时补充一句：“这些话全是低水平的看法，请不要介意。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些话高水平，桃子杏子，各有所爱嘛，这种事不能勉强。”然后一溜了之。

久而久之，我慢慢习惯了与周围人的这种关系，也没有那么生气了。日子一长，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凡事都有一定的名目，这个名目又是由众人于冥冥之中产生的，决不可更改的。比如我去北方这件事，大家都称之为“卖橘子”，这就是这件事的名目。我要想与人谈论这件事，绝对只能用“卖橘子”这个词，否则没人知道我在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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